地方政府事后监管机制构建的经验及启示

事后监管机制又被称为破产监管机制,尽管地方政府制定了各种事前监控政策,但依然会因为管理不善或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而发生债务危机。因此还需要设立配套的事后监管机制对事前监控进行相互补充,进而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防范性。事后监管机制主要是由申请程序,财政调整与债务整顿,债务重组与减免等关键要素构成,其中包括对政府破产与公司企业破产的区分,如何实行财政硬预算约束,怎样制定明确的破产规则和债务偿还责任以及如何选择破产程序的方式等具体内容。了解和掌握事后监管机制的设立和制定,能够更好地解决和处理地方政府债务违约所带来的后续问题。     

“深度伪造”法律规制的新范式与新体系

“深度伪造”是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内容合成技术,具有高度真实和简易操作的技术特征。“深度伪造”虽然在教育、医疗、文创和娱乐等领域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但其潜在风险也给公民隐私、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和威胁。当前“深度伪造”的法律规制主要秉持“技术—经济”范式,而相对忽视了技术和资本对社会及公民的负面影响,导致现有规制体系存在监管缺位、责任不明、技术异化等问题。“深度伪造”技术的协同规制要跨入“技术—经济—社会”新范式,需要构建和完善“深度伪造”技术的新规制体系,即底层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要合法使用,中层“深度伪造”算法须合规审查,上层“深度伪造”应用场景应具有合理限度。     

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

做好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有利于扩大养老金规模,也与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我国养老金融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下,规模不断扩大,体系日益健全,但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未来可以从优化财税补贴政策、引入金融科技手段、畅通养老产业融资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和推广宣传教育活动五个方面入手,助力养老金融进一步发展。     

论个人信息保护的声誉激励

《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实施过程中面临政府外部规制成本高昂、企业自我规制效果不彰两大困境。经济法视域下的声誉激励通过奖励与制裁的方式发挥作用,兼具低监管成本与高规制收益的优势,能够有效化解此困境。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声誉激励时,一方面声誉制裁工具的运用须遵循谦抑干预和精准规制的理念,根据个人信息违法处理行为的危害性、危害持续时间、损害后果进行分级规制,并考虑声誉修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声誉奖励的引入需明确授奖的实体标准和程序要件,具体可通过“白名单”制度得以呈现。     

潜在个人极端暴力犯罪防控与治理——基于140例极端个人暴力案件的实证分析

自2000年以来,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时有发生,给稳定的社会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受犯罪侦查手段、治理理念及畏难思想影响,一些地方单纯以见警率、管事率为抓手,在科学用警和警务技术应用方面较为薄弱,对极端事件的防控治理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基于智慧警务建设形成的大数据优势,警务部门以治安要素异常行为管控为抓手,多维度收集汇总关联数据,以大数据预警方式查找潜在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人员。在治理理念上,将预防个人极端暴力案件扩展到防控个人极端暴力案事件。在找准矛盾源头多部门协同化解、高效快捷矛盾排查流转机制构建、线上线下结合的“枫桥经验”优化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完善潜在个人极端案事件源头防控与治理路径。     

论我国民法上遗产诉讼的主体

在遗产诉讼及未来我国自然人之遗产破产中,谁是诉讼主体（尤其是谁是被告和被申请人）的问题,在我国民法典之继承编中并不清楚。首先要确定的是：概括继承原则还是个别继承原则？尽管我国公司法与合伙企业法也规定有个别继承,但从民法典第1121条及第1147条之规定看,概括继承应该是我国继承的一般原则。因此,继承人全体也就自然成为遗产诉讼的主体。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理论上将诉讼主体区分为实体主体和程序主体,但是,我国2006年破产法已经否定了“程序主体”的这种做法——破产管理人只能以破产债务人（破产企业或者其他债务人）的名义起诉和应诉。因此,遗产管理人不能成为诉讼的主体,尽管他可以启动程序——这是其职责所在。但是,如果对遗产开始破产程序,由于“限定继承”的适用,必须把继承人的个人财产同遗产区分,就不能把继承人作为被申请人,只能针对遗产本身。因此,我国未来个人破产程序中必须有一个在继承人团体与每个继承人之间的阻隔主体——国外称为“破产财团”（我国未来如何称谓待定）。另外,在我国民法典规定无人继承财产归国家或者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情况下,国家或者集体经济组织也有可能成为遗产债权债务关系诉讼的主体。     

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律效果

无论在债权人撤销权还是破产撤销权中,被撤销的债务人行为仅相对于撤销权人而言无效或不生效力。这有助于更合比例地实现价值平衡,妥当解决财产价值余额的归属、撤销权人的破产取回权和执行异议权等实践问题,且符合既有规范的文义、体系和目的。撤销权人可以在撤销权诉讼中同时请求相对人承担责任。债权人撤销权更应强调特定债权人的私益性,这与行使范围相互协调,且能够与破产撤销权的共益性形成功能上的分工配合。实现此种私益性的手段主要有直接受偿、撤销权衔接代位权和执行这三种路径,目前所选择的执行路径能够实现对撤销权人利益的保障。相对人就其对债务人的抗辩不能对抗撤销权人,但无偿行为中的善意相对人有权主张得利丧失的抗辩。     

个人数据的产权化与流通

个人数据具有聚合的必要性和复制的便捷性两个特点,其对塑造公司间交易、交易所交易和消费者合同三种数据交易模式具有重要影响。三种以合同为主体的交易模式存在信息成本高、执行成本高、提供与保护数据激励不足的市场失灵问题,为此,需要通过对数据实行产权化来弥补现行法律解决数据权益问题的困境,并解决相应的市场失灵难题。将个人数据产权配置于个人,通过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剖析,运用“权利束”理论进一步推导和分析出个人对数据产权的具体权利。借鉴英美法系权利相对性理念和场景化工具来推动个人数据的流动,以促进个人数据的保护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