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友好的保障：中国与中亚国家边界演变及其启示

边界地区的稳定、发展、繁荣是中国和中亚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苏联解体后，在共同的诉求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发展互信合作的基础上．将解决边境问题作为发展双边关系的首要的目标。中国与中亚国家边界问题在边界谈判时照顾历史、考虑现实、平等协商、互谅互让、逐步进行是成功解决边界问题时遵循的法宝。中国与哈、吉、塔边界解决表明，只要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尊重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公正合理为出发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实现互利双赢是可以做到的。     

我国行政指导行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不同于强制性行政行为的重要行政执法方式,它是行政行为方式的变革,体现了公民权利的伸张和对公共权力的制约。随着政府指导性行政行为的广泛应用,应为行政指导行为设定合法性的边界,加快其法治化进程。针对我国行政指导存在的问题,应从法律依据、权利义务、程序、责任机制的建立等维度着手规范行政指导行为。     

俄罗斯学者关于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研究概述（下）

三、俄罗斯联邦时期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作为苏联的继承者,其外交政策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向西方一边倒后,开始向兼顾东西的方向发展。在对华关系上则采取了一种务实的政策,中俄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确立了新型国家关系,1996年后,又从建设性伙伴关系发展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快速地发展,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和紧密,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边界问题也经过双方友好协商,基本上得到了妥善解决。在这种新型国家关系的背景下,俄罗斯学者关于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总的看来,这个时期的…     

公共治理:背景、理念及其理论边界

公共治理理论是当前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之一。20世纪末,该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政治发展和行政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领域。梳理公共治理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公共治理的基本理念,我们不得不思考,治理理论只是西方语境下产生的价值理念,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路径?在引介西方理论和观照中国现实中,政府治理变革应有怎样的思维逻辑与实践路径?     

东方文明的气质与中印研究的灵魂——探讨“中印学”的目的与任务

“中印学”（中印研究）应该根据季羡林“天造地设”的话深刻认识中印之间的特殊关系，深入研究中印文化交流使得中国大变样的具体细节，使这一历史成为“地缘文明范式”典型，可以成为今后发展中印关系的指南。     

中印重启边界谈判内幕

8月7日至8日,第13次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在新德里举行。中印双方表示,将根据双方达成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努力推进框架谈判进程,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双方要共同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我的彩铃谁做主”关乎权力的边界

据说，某地为推广抗震救灾歌曲、弘扬抗震救灾精神以及表达本地人民对援建的感恩之情，将本地所有手机、座机、大灵通和小灵通用户的彩铃和炫铃音陆续更换为指定的抗震救灾曲目。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该不该弘扬？该!人民对援建的感恩之情该不该表达？该!但是，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和表达感恩之情，却不该以强制更换用户的彩铃和炫铃音的方式进行。因为“我的彩铃谁做主”不仅关乎法治社会下政府权力的边界，更关系个人权利的保护与私人空间的自治。     

价值多元化何以可能——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困境及其消解策略

后现代主义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知性意识及其整体主义致思方式，不啻为一次新启蒙。然而，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了旧形而上学之后却不自觉地陷入另一种形而上学，并且在其后果上引发了价值多元主义的自我悖谬。价值多元化何以可能？在一个“诸神纷争”的价值处境中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消解策略，其中确立“边界意识”的策略具有理论合理性。     

中印之间的“安全困境”

范明英、孙增超在《从历史发展的视野看中国发展与崛起面临的国家安全状况》（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中认为，中印之间存在“安全困境”是显而易见的。文章指出，中印两国曾因边界领土争端爆发了1962年的边境武装冲突，此后两国在政治上对立、军事上对峙了多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国进行了多次边界谈判，但至今无突破性进展。     

简评中国处理领土争端的原则及理念

中国是世界上陆地边界最长、邻国最多、边界情况最复杂的国家之一。从中缅边界谈判至今已有50多年,尽管中国的国家实力有了很大提升,但是中国处理领土争端的总体原则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目前除了与印度和不丹以外,中国已经确定了绝大部分陆地边界走向。本文旨在总结50多年来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外交实践,梳理中国处理领土争端的原则和理念,从一个特定的角度阐明当代中国外交是务实、和平、负责的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