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需要设置边界,使其弃恶从善

胡训玉在《学术界》2010年第3期学科前沿栏目中载文指出:权力需要设置边界,使其弃恶从善。国家的实质是权力,而权力具有善恶两面性,而且恶的危险性难以根除,所以抑其恶扬其善是人类的理性选择。     

各地传真

武侯区：约束区委权力边界 群众参与区委决策，是武侯区区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中的一大举措，其内容包括进一步厘清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及其成员的职责和权限；抓住决策、执行、结果等主要环节，规范运行，防止权力滥用和暗箱操作；坚持“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合理确定党内信息公开的内容、形式、范围和程序等。     

中印边界有哪些争议地区

中国和印度接壤近2000公里，分西、中、东三段，每一段都有争议地区。     

地权变动、村界流动与治理转型——土地流转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也是农村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基础。现存的农民与集体、农民与政府、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农村土地权属关系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在坚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土地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民土地产权得以扩大和强化。随着土地流转和社会流动的加速,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传统村庄的地域边界、人口边界、组织边界和阶层边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行的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建构与土地流动相适应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各地农村社区建设表明,通过合理划定社区规模、组织重构、社工队伍建设、服务下乡等方式,有助于加强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和对乡村的有效整合,推动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转变。     

论刑法的干预边界

规范刑法的干预边界有进一步强化刑法对社会治理的作用,然而当刑法干预的边界超过一定的范围则有可能变成恶法。因此,确定刑法的干预边界时要充分运用法益保护原则或伤害原则,在此基础上尊重自我决定权,衡量刑法的现实操作及刑罚的不替代性。而对于刑、民的边界问题,主要衡量行为的危害程度。至于行政法中与刑法竞合的部分,除了考虑行为的危害大小,更要考验法律适用者的能力。     

县域政府权能边界“模糊”之本源与解决途径

县域政府是以县、乡(镇)和村构成的农村基层政权,是国家权力体系的末梢,对中国的政治稳定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然而,当下中国部分县域地区政治发展过程中,由于公共权力的错位,造成一方面政府在某些领域公共权力的缺位,另一方面政府在某些领域公共权力的越位,导致地方治理陷入困境.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文章建立县域政府权能边界的分析框架,深入探讨政府权能边界的模糊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问题

一、引言 滞后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上百年的发展历史，直到上世纪40年代合作经济组织才进入正统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视野。受益于科斯1937年关于企业本质的天才发现，上世纪60年代以来，理论界围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本质、     

中国足球的罪恶逻辑

正1999年之后,足球这个行业的风气彻底败坏了。既然犯罪可以高枕无忧,既然不法手段可以带来理想的收益,谁还愿意停留在法律的边界之外呢?笼罩在中国足球上空的迷雾被一层层拨开,不同人感受着不同的心灵冲击。旁观者或惊诧于罪恶持续的时间之久,居然横跨了两个世纪     

代表微博

上海市人大代表姜斯宪：转变政府职能,要下更大的决心,切实减少行政审批。一是更多部门要公布权力清单,明确权力边界。二是考虑通过协议授权的方式,把某些权力让渡给下级单位,把审批制变为备案制,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三是要把办事大厅做的更好,引入超时默认制度。四是在理念上,避免把局部发生的问题泛化。五是要有好的机制,让干部敢于负责。     

中印现代政治文化之比较

中国和印度均被称为“崛起国家”,两国新兴经济体身份和特殊文化蕴育的政治文化必然异于西方式的主流政治文化,通过分析中印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发现中印政治文化均具有多元化的特点,都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国家强盛的政治信念;同时,中印政治文化在文化结构、本质属性以及影响力方面具有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