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大国关系中第三方因素及地区安全共同治理

中日关系经济上的合作依存度与政治上的纷争摩擦常态化这一结构性的矛盾日趋显现.从更深层次上探究中日政治经济所处的这种分裂状态根源,从本质上讲背后蕴涵着东北亚大国关系中的域外因素:即美国的第三方因素,其对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发挥着特殊作用.东北亚大国在地区的竞争摩擦时常较为突出,但中美日在东亚地区还是蕴涵着许多重大的共同利益.东北亚传统的"管制型"安全模式需向大国共同"治理型"模式转变趋向,意味着大国区域安全治理的权利、利益、责任的平等与分享,地区安全治理是在大国协作框架下的共同治理,应注重大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关键作用.     

塑造与被塑造——中美在国际多边机制下的互动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美相互依赖加深,利益交汇点增多。而中美两国的战略抉择为双方在国际多边机制下的互动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双方利益交融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必然导致中美多边互动是既合作又竞争,甚至是斗争。中美在国际多边机制下的互动,既塑造了对方,也塑造了未来,推动国际多边机制的变革。不过,这将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     

地位寻求、角色塑造与印度应对中美科技竞争的逻辑

国家的地位寻求主要通过角色塑造来实现,国家在进行自我角色定位的同时也会面向国际社会进行角色扮演,国家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明显体现。对地位的重视与追求是决定印度外交政策的内在驱动因素。印度在应对中美科技竞争时遵循地位政治的逻辑。面对中美科技竞争,印度将自身角色定位成“全球新兴技术领导者”、“下一个半导体制造中心”和“自力更生的印度”。在完成角色定位的基础上,印度致力于扮演“美国值得信赖的技术合作伙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转移的中国替代者”和“全球民主国家的关键合作者”等三种角色,以谋求实现其成为全球科技强国的目标。从地位政治的视角把握印度应对中美科技竞争的行为逻辑,对于中国更好地应对中美科技竞争及其“第三方挑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西方大国推行“负和博弈”下的国际秩序变革

当前,美国单边霸权松动。与此同时,中西方基于各自文明特征的发展和治理模式碰撞加剧,这加速了霸权国开启“负和博弈”战略模式。美国开始破坏基于开放、多边规则的全球化秩序,将经济作为武器不惜以自伤为代价打压对手发展,逼迫盟友和中小国家选边站队,试图让世界重新回归俱乐部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集团化状态。大国间“负和博弈”给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带来消极影响,导致更多国家出现连锁性政治动荡和社会治理困境,加剧地区安全形势紧张,全球及地区产业链也因此遭受剧烈冲击,使世界经济复苏和广大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雪上加霜。中国应更多将战略重心和关注点放在与广大非西方国家建立协同发展模式上,同时将中美的直接竞争转化为对多数国家吸引力和对世界贡献度的间接竞争。这是中国超越大国“负和博弈”、避免陷入军事联盟和集团政治对抗,成功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     

中国如何赢得未来

日前结束的习奥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习奥会所透露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中美均将对方视作太平洋大国,两国都在把经略太平洋作为全球战略的重心。两国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但习奥会无法掩盖两国存在的深刻分歧。     

中美高校对学生社团经费资助比较研究——以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北方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为例

经费是学生社团发展和开展活动的关键因素,学生社团经费资助分为三类:人力资助、财力资助、物力资助。通过中美高校对学生社团经费资助的比较研究,可以为我国高校学生社团经费资助的运行模式、流程制度、发展思路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     

中美著作权法的立法基础比较

中美两国著作权的立法理论有着很大的区别。一是它们存在不同的价值观 :美国著作权法构筑在“经济价值观”上 ,为的是保护创作者及有关人员的经济权利 ,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则把“文化价值观”作为其著作权法的基础 ,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及促进整个社会交流与文化发展。二是它们遵循不同的法律传统 :美国法与英国法一脉相承均属于普通法系 ,中国则步日本与德国之后尘而归于大陆法系。     

技术地缘政治驱动的欧盟“开放性战略自主”科技政策

目前,欧盟的科技政策从“开放世界”转向“开放性战略自主”。这种政策基于技术地缘政治的权力和竞争逻辑,在认知上,以战略化、安全化和意识形态的视角看待国际科技环境,将欧盟定位为国际科技竞争的参与者;在政策设计上,将“开放”作为欧洲反向塑造国际技术生态的基础条件,将对美和对华科技“自主”作为直接目标;在具体实践中,遵循地缘政治内外权力平衡策略,对内发展关键战略性技术,对外强化科技治理和科技规约体系,相互配合为欧洲技术生态体系确立技术地缘空间和优势。这种技术地缘逻辑驱动的科技政策规定了欧盟的国际科技竞争指向,在底层逻辑上与中国直接关联,在政策实践上具有特别的对华竞争指向,并在中美欧同步竞争下形成欧美对华科技政策协调。中欧应在既有合作基础上,创造更加合理有序的国际科技环境。     

“印太经济框架”:日韩的认知与回应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积极推进“印太战略”布局,为补强经济短板,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这可以被视为美国拼凑的制华框架,具有鲜明的排他性与对抗性色彩。日本与韩国既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国,又是美国的亚太盟国,两国对“印太经济框架”的认知与回应值得关注。总体来看,日韩皆参与了“印太经济框架”的创设并有积极的认知与回应。相较而言,日本在全力支持“印太经济框架”的同时显示了更多担忧,而韩国则在积极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寻求保持独立性。日韩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将导致亚太区域竞争加剧、地区国家选边压力增大、中美竞争加剧等众多负面影响。中国应警惕“印太经济框架”带来的风险,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中日韩地区合作,促进地区共同发展。     

尹锡悦政府对外政策调整与中韩经济合作前景

尹锡悦上台后重塑韩国对外政策,政策基调呈现对美“战略倾斜”态势,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发展“基于相互尊重的中韩关系”,选择性地开展对华合作。受此影响,中韩高技术合作壁垒有所强化,两国供应链稳定受美国因素干扰的风险有所增加,经贸合作受美韩安全合作冲击的可能性提高。然而,受制于美国自身原因及韩国经贸结构,韩美深化合作具有明显的限度,且中韩具有相当规模的共同利益,深化经济合作基础依然牢固。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韩应深入挖掘东亚市场、深化双边供应链合作,有效控制美国因素对两国经济合作的干扰,实现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