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物流比较

物流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管理技术 ,被认为是 2 1世纪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我国物流起步较晚 ,但发展潜力巨大 ,要想跟上世界物流发展的步伐 ,认识我国物流与发达物流的差距是非常必要的。美国物流在全球物流大潮中处于领军地位。由于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因素的差异 ,两国的物流有很大不同。文章从物流概念、发展阶段、物流发展动力、物流信息技术和运输技术、物流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物流人才培养几个方面对中美物流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     

论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美经济关系失衡及其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经济关系日益紧密;但与此同时,两国贸易关系与投资关系失衡也不断加剧。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美贸易关系失衡与投资关系失衡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并导致二者的调整路径明显分化。在后危机时代,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及退出时机、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都将影响中美经济关系失衡的调整。从长期来看,中美投资关系失衡的调整将慢于贸易关系失衡的调整,但二者最终都将向均衡水平回归。     

《中美限制进口中国文物谅解备忘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制止文物被盗和非法贩运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根据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公约》,中美两国于2009年1月14日签署了《中美限制进口中国文物谅解备忘录》,美国政府将对列入"指定清单"的中国文物实施进口限制。该备忘录的签署和实施对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推进了中国文物管理体制的改革,而且推动中国加大打击文物犯罪力度,并加快国际合作的进程。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条约性质研析——兼论中国的对策

长期以来,中美两国对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法律性质存在着极大的争议:中国认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有拘束力的条约,美国却否认这一点。这种争议的结果既严重损害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权威性,更严重阻碍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根据国际条约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论,特别是从条约的基本特征、美国国内法关于条约的定性、三个联合公报的履约情况等方面进行的深入分析表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无疑是有拘束力的条约。基于此,中国政府应该积极寻求维护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权威性及其条约性质的法律对策。     

浅析中美行政听证制度

程序法治已经成为现代法治行政的路径选择,行政程序在行政法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的核心内容,美国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最早在法律上确立听证程序,听证是参与民主发展的结果,行政机关在作出对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的权益产生影响的决定之前,允许其参与到行政程序中,听取其陈述、申辩,有利于保护其合法权益,增加其对行政决定的可接受度,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保障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简要介绍听证制度的理论基础,对中美听证制度在适用范围、听证参加人、听证主持人及听证笔录效力上进行对比,指出我国听证制度的缺陷,并提出完善建议。     

未来十年的战略机遇与挑战

今后十年,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分工体系将进入一个渐进的、和平的转型期,这对于中美两国又都是发展的新战略机遇和挑战。这种机遇和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对此,笔者提出八点估计     

我国证人资格制度路径选择——以中美证人资格比较为视角

证人资格是诉讼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通过对中美两国关于证人资格规定的比较分析,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司法体系和现实运作条件等因素,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证人资格制度:取消单位的证人资格,将证人资格的基本条件规定为"亲身感知案件情况",科学规定证人资格的其他条件,不规定证人资格排除性规定等。     

九旬美国老人牧琳爱：我是个快乐的中美民间“亲善大使”

2007年1月18日晚,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和中华慈善总会等部门联合主办的"感动2006—中国十大真情故事评选"颁奖晚会在北     

论中美贸易争端之"337条款"及中国的应对

随着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和升级,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对美国竞争对手形成了威胁,因此美国厂商想方设法利用"337条款"投诉中国企业,以期阻挡中国产品进入市场从而保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了抵制中国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产品扩大在美国的市场份额,美国逐渐加大了对中国出口到美国货物进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调查力度.如何应对337调查,成为中国对美出口企业尤其是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必修课.通过对中美贸易中以"337条款"为代表的知识产权纠纷问题的背景和现状的分析,以期认识和探究现阶段相关法律及手段对中国带来的影响,并寻求相应对策.     

20世纪70年代以来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研究：发展演变与未来趋势

域外各国对当代南海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大致经历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达成前的早期阶段、DOC达成至“南海仲裁案”之间的阶段和中美竞争加剧后的新发展时期这3个阶段。在早期阶段,域外大国学界和智库虽然也对南海问题有不同的观点,但其立场和态度总体上是对中国有利的。第二阶段后期特别是中美竞争加剧后,其研究成果体现的对待南海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逐渐多元化,研究方法也日益多元化,研究领域逐渐由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扩展。与此同时,相关研究中对中国不利的结论和声音逐渐增多,这使得中国在国际舆论斗争和南海维权斗争中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上述变化受到各国研究人员代际更替、国际海洋法新发展和国际格局变迁的多重影响,但根本原因则是国际格局变迁及相关国家对本国利益的自我选择。中国应充分认识到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工具性作用,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域外各国在南海问题各领域研究取向的变化,坚决反对歪曲或有选择地援引国际法来“抹黑”中国的行为;同时又要保持战略自信和战略耐心,努力加强和深化对国际法、国际政治和历史等不同学科交叉互融的研究,提高阐释运用国际法的能力,援引恰当的条款来维护中国的正当海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