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与应对——内稳经济、外重平衡的灵活策略

越南高度关注中美战略竞争,认为其对越南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越南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力求平衡中美关系并试图从中获取最大收益。这些措施包括不选边、利用多边机制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社会、推动东盟中心地位建设等。未来,越南灵活的外交策略依然不会改变,寻求安定的政治环境与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其目标。但是越南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国际局势多变等因素仍然是影响其有效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限制条件。     

中美战略竞争下泰国的“非中性”对冲：特征、成因与趋势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升级,泰国一再重申传统对冲策略,但从中美泰三角关系走势来看,近十年来其战略重心明显朝着友华方向偏移。泰国“非中性”对冲源于国内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内生张力,呈现“以‘泰式民主’保守意识形态为基准,以经济与安全为两翼,以区域/次区域合作为纵深”的基本特征。从中长期来看,为防范泰国“非中性”对冲反转,有必要从地理连通、产业融通、民心相通等方面进一步夯实中泰战略合作根基。     

产业地理与美国对华贸易决策

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战引发美国国内的利益分化,部分州坚定支持对华发动代价高昂的关税战,部分强烈反对,还有一些则摇摆不定。从产业地理政治视角出发,基于贸易结构和对华依赖程度两个维度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产业政治地理进行类型化分析后发现,美国各州对华贸易偏好的有四种主要倾向：出口导向—对华贸易依赖度高的“经济接触派”、出口导向—对华贸易依赖度低的“观望派”、进口竞争—对华贸易依赖度高的“经济遏制派”及进口竞争—对华贸易依赖度低的“议题联动派”。贸易结构和对华依赖程度塑造了美国各州差异化的经济利益,所形成的地区整体对华贸易政策偏好经由选举制度投射至决策主体——总统和国会,对国会议员而言,重点关注本选区选民的诉求;对总统而言,侧重点在于摇摆州和票仓州的选民利益,二者在沟通、互动和妥协后达成“有限一致”并输出为最终的政策结果。通过对两组代表性案例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与密歇根州和马萨诸塞州进行比较分析,印证了美国对华贸易决策背后的产业地理逻辑。     

中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加入WTO后,我国会计信息使用者国际化,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会计信息必须符合规定的质量特征。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通过分析我国与美国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差异,并从经济环境与会计环境、会计目标定位和会计政策及制定程序等方面分析存在差异的原因。     

论21世纪中美印三边关系

中美印三边关系的互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体系的发展。美国能否利用印度平衡和制约中国,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印关系的发展。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印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只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印度就不会被美国利用来制约中国;而中美之间的战略目标虽有相当多的差异,但也存在不少利益交汇点。根据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分析,中美印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与中美印有关的国际合作机制在发展。中印之间和美印之间有一些共同价值观,中美在价值观上也并非完全不同。中印战略文化的相似之处大大多于美印之间。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中印是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但都不愿挑战国际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大国——美国的领导地位,也不想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而是主张在遵循国际法准则、平等和相互尊重、合作以及推动多极化的基础上推动国际秩序朝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美印有必要建立相对均衡的三边关系。如各方处理得当,中美印有可能避免“安全困境”,建立起“双赢”或“多赢”关系。     

老中建交45年来的合作成果

在2006年4月25日中国和老挝建交45周年之际,老挝老中合作委员会公布了老中建交45年来的合作成果。老挝与中国山水相连,有着505公里的共同边界。两国人民自古以来有着传统的友谊,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年代,老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互相支持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特别是生活在     

中美战略竞争:韩国的认知与回应

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和战略互信的下降,中美战略竞争明显加剧.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关乎双边,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有重要影响.中国是韩国的头号贸易伙伴,美国是韩国的盟国,在中美之间,韩国保持一定的战略平衡极为重要.本文主要分析了韩国学界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涉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内涵、影响与前景等方面,并对韩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应对进行了深入分析.总体来看,韩国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既受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影响,也与韩国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密切相关.对于韩国而言,中美两国对韩国的战略选择与国家利益都有重要影响,如何尽可能减少中美战略竞争对其负面影响,关键在于不要卷入中美之间的核心利益竞争,并尽可能地在中美之间积极发挥沟通协调作用.     

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和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预测分析

展望2030年,东北亚将延续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的美国“单极弱化”态势、并向“两个世界大国(中美)和三个地区大国(俄日韩)并存”的权力结构演变。中美战略竞争是这一权力结构的核心特征,乌克兰危机对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的影响有限且总体可控。在向“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地区大国并存”权力结构演变的背景下,处于权力结构第二层级的俄日韩在东北亚采取地区大国外交和谋求地区性利益;整体国力较弱的朝鲜与蒙古处于第三层级,它们在东北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生存和安全。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预期将包括:努力避免出现“新冷战”并实现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与俄罗斯保持友好而密切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推动构建包括所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推动构建东北亚集体身份认同。     

“印太北约化”:内涵、表征及影响

自美国“印太战略”提出以来,学界对“印太北约化”倾向的关注日益增强。既往研究往往强调“印太战略”实践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出现的效仿北约的政策倾向,并未触及对这一趋向产生的政策根源的深入探讨。理解“印太北约化”,不能脱离美国对外安全观念变迁的宏观背景,对其内涵的理解也应包含三个方面,即美国对印太地区安全观念的“北约化”类比倾向、在发展同印太国家关系时的“北约化”路径依赖,以及在介入地区事务过程中的“北约化”思维定式。对于中国而言,深入理解“印太北约化”的内涵、表征与影响,有助于在中美战略博弈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为未来应对区域秩序动荡和中美关系发展中不确定因素的干扰提供参考和启示。     

中美建交为何 “延后”7年?

台湾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最为关键的问题,要想真正推动中美建交,就不可能回避台湾问题。《上海公报》发布,尼克松成功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人们原以为新中国与美国的正式建交会在短时间内“水到渠成”,然而这一等又是将近7年。究竟是什么拖住了两国建交的脚步?在这段时间里,各方力量又开展了怎样的博弈?“水门”堵住建交之门尼克松访华时曾表示要在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内实现与新中国的建交。1973年1月,他如愿连任美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