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治地方资源权利及利益分享机制探析

民族地区是我国战略资源地和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但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利益分配机制受限于我国对自然资源的物权的总体配置,《民族区域自治法》从自然资源物权配置之自治权方面构建了照顾民族地区利益分配的资源开发利用的制度体系,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因而也没有体现出对民族地区权益的特殊保护。本文从民族自治地方自然资源权利实现视角,探究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利益分享机制的法治化路径。     

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治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

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发生了从传统的"差序格局-伦理本位"到当下的"圈层格局-核心家庭本位"、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等转变。乡村结构表现为利益网络格局,而非简单的文化网络格局。乡村权力结构发生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的转型。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转型促使乡村治理的转型,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组织基础利益网络化。     

为亲友非法牟利罪适用中的争议问题

为亲友非法牟利罪是典型的背信犯罪,对亲友的范围应扩大解释,凡有一定交往或交流、能影响职务行为的决定的人,都应当认定为亲友。为亲友非法牟利,只有当损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利益,"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才能被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在计算具体的损失数额时,三种不同情况下的为亲友非法牟利行为中计算方法又有所不同。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与贪污罪比较容易混淆,在具体判断时,应特别注意交给亲友经营的是否为单位的盈利"业务",是否向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或销售商品,是为亲友牟利还是借亲友之名为自己牟利。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践行初心的价值遵循

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初心的奋斗史。"初心"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践行初心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政绩观,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同时,在践行初心的过程中要正确理解和把握显功与潜功的关系,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创造出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政绩。     

公安机关指导性案例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依据公安部通知选编的公安机关指导性案例具有分级选编、逐级下发的地域性,不公开发布的内部性,发布数量的固定性,效力的非强制性,发布周期的不确定性等特征。其注重对案例定性的指导,以取证指引为重要组成部分,由多个相似案件组成并列举不同观点分析。当前的公安机关指导性案例无法解决裁量权带来的执法问题,选编案例滞后、选编种类模糊,可能异变为一种行政任务而无实际效力,基层民警也缺少学习的精力和时间。欲摆脱此发展困境,应取消选编案例的硬性指标规定,明确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扩展选编主体、区分下发主体,赋予指导性案例公开性,及时更新案例,汇总反馈应用情况,组织民警学习使用。     

关于新《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两法衔接的若干反思

《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问题,是此次新修《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内容。对于此问题的认识,应当首先肯定其中两法衔接内容在及时性、实用性以及未来修法的指导性等方面的进步意义。但与此同时也不应忽视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即两法衔接在立法理念上可能稍显配合有余、制约不足;在立法技术上稍显构建框架性有余、面向精细化不足。具体而言,存在立法的不协调、不一致及立法中的相对缺失等问题。因此,在今后的立法中,应该更加强调双向衔接,重新构建强制措施衔接机制,更加强调检察机关的制约作用,明确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内容以及逐步建立律师在调查问题中的参与机制。     

审级视野下庭审补充侦查制度的反思

学界通常认为庭审阶段的补充侦查制度是侦查中心主义的典型特征,应当直接予以废除。庭审阶段补侦的运行必须要考虑该制度运行的现实环境,允许庭审补侦在一审中开启程序倒流,而在上诉审中予以限定。案件一旦上诉到二审,检察机关必须以同被追诉人一样的平等主体身份申请证据调查。在侦查期间、司法考核制度、侦查主体地位未能明确限定前,刑事审查起诉制度和刑事庭前会议未能发挥实质功效前,刑事一审阶段的补充侦查制度存在客观合理性。从长远来看废除庭审补充侦查制度是应有之义,但目前一审保留能够满足刑事司法当下真相发现与人权保障的需要,价值妥协符合控辩失衡的现状与渐进式改革的理念。     

建立以群众满意为追求的价值导向

作为党员干部,尽管职务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为人民服务";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评判标准,那就是"让群众满意"。一、强化为民服务的党性修养,增强基层至上、群众第一的政治自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领导干部的党性担当,服务群众、排忧解难是领导干部的职责所在。这些都决定了群众满意要成为领导干部的价值归宿,而群众满意是一项"永不竣工"的民心工程,需要领导干部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