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程序改革及公安应对之策

我国刑事诉讼法于1996年做重大修改,对公安侦查工作产生深刻影响。2003年10月,十届全国人大再次将刑事诉讼法修改列入立法规划,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研讨热潮。此次修法的基本精神十分明确,就是进一步加强权力制约,保障基本人权。由此出发,此次修改的一大重点就是侦查程序和强制措施。这将导致我国侦查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从而对公安机关侦查职权、侦查体制和侦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行政诉讼与企业性质的审查认定——以“中国行政第一案”为视角

行政诉讼中企业性质审查和认定的问题缘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渡期，本文以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诸多“红帽子”企业为基础展开论述；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审查认定企业的性质，无论是基于诉讼手段的选择还是诉讼结果追求的目标，均可在现行法律法规中找到充足的依据；行政诉讼中的企业性质审查认定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并不矛盾，而且与民事范畴的确权之拆迥然不同，二者不能混淆。     

安身立命之学的开显——论邵雍的先天之学

邵雍从三皇、五帝、三王、五伯的异化、异教、异劝、异率中论述其政治价值理想、为政治国的政治哲学原则、政治导向、政治措施,以及如何化民、教民、劝民、率民等,有一整体性政治设计.这种政治设计需要理论思维的支撑,经典文本的依据,才具其合理性、合法性和权威性.邵雍的天学与人学的圆融无碍,使其先天象数推步之学与后天理性命人文之学得以妙凝和合,为宋明理学开出线路,具有筚路蓝缕的历史价值.邵雍之所以如此,是与其思想世界的大气、价值理想的幽远、人文情怀的崇高、安身立命的关切分不开的.     

福州之恋

随亲＂归根＂ 福州有句民谚：＂七溜八溜不离福州。＂这句民谚说明福州人眷恋故土热爱家乡的恋乡之情。     

《唐律疏议》"知而犯之谓之''故''"辨正

《唐律疏议》中“故”有六种用法，其中两种表示犯罪的主观意图，即“故纵”之“故”与“故杀”之“故”。张斐《晋律注》释“其知而犯之谓之故”，后世律学注释奉为圭臬。从法典渊源与律文疏解来考察，“知而犯之”仅指《唐律疏议》中“故纵”之“故”。“故杀”之“故”应用其疏解“无事而杀”。“知而犯之”与“无事而杀”非指一事，不应混淆。唐律中“无事而杀，是名‘故杀”’延续了魏、晋律注“无变斩击”的注解模式并在唐律注解中将之细化。     

寓教于乐，让语文课魅力四射

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寓教于乐”的教育思想，他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所主张的“乐之者”其实就是一种快乐学习法，即学习源自兴趣，而兴趣源自快乐。北宋教育家程颐进一步提出寓教于乐，适时教学思想。他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乐学必见意趣，否则索然寡味，就会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动力，教育的目的便不可能达到。我认为“乐学”这一理念应渗透到语文教学中，不仅让学生乐学也要让老师乐教，让语文课堂成为师生的乐园。     

侦查程序改革及公安应对之策

我国刑事诉讼法曾于1996年作过重大修改,当时的许多改革措施,如调整管辖范围、律师介入侦查、取消收容审查、完善强制措施等,都曾对公安侦查工作产生深刻影响。新法实施7年后,2003年10月,十届全国人大再次将刑事诉讼法修改列入立法规划,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研讨热潮。此次修法的基本精神十分明确,就是进一步加强权力制约,保障基本人权。     

科学革命与上帝之死——读《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

回顾科学史在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人们首先就会想起两个人:乔治·萨顿和亚历山大·柯瓦雷。正是乔治·萨顿在学科建设上的不懈努力,促使科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亚历山大·柯瓦雷则为这门新兴的学科开创了一个卓有成效的研究传统——科学思想史的传统。可以说,正是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使科学史走向了成熟,为它在人文学科的殿堂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论《庄子》之“游”的活动维度

“游”是《庄子》文本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当代关于《庄子》之“游”的研究,较主流观点是把“游”作为一种精神自由的境界。但这种阐述虽然注意到《庄子》中“游”所具有的自由属性,却忽略了“游”实际的活动特质。作为一种活动,《庄子》之“游”是一种人之身心整体与“道”融汇交通的活动。其具体展开于人出离于“在世界之中”状态,“虚以待物”而“以天合天”的生活实践之中,并由此构成了一种“合道而为”的自为而“自由之”的自由实践方式。     

强化人民调解遏止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问题普遍存在,危害严重.在诸多反家庭暴力的措施中,人民调解是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强化人民调解独特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能积极主动、富有成效地预防和遏止家庭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