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防火”胜于“救火”

企业正常的操作程序是端起枪,瞄准再射击,太多的企业是先端了枪射击,然后再去瞄准如果在矛和盾中选择,规则更像是盾,是保护你的东西,不是拿去刺人的,如果你不懂得自我保护,很可能最后代价很大。所以企业要走出去,包括整个经营当中,"防火"远远比"救火"更重要。要真的想去海外投资,用一句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你可能不是第一个出去的,也不是最后一个出去的。在你前面的人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学习,虽然有时成功的经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现时困境及其突破思路

在近几年系列新规出台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出现了不升反降的怪现象,现时面临着诉讼主体狭窄、缺乏配套机制、赔偿与执行难的困境。美国和德国的环境公益诉讼模式对我国有借鉴作用。我国突破现时困境的思路是允许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细化个人公益诉讼的立法规定,完善赔偿与执行制度。     

电子证据规则的价值及实现

电子证据规则作为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司法审判中发挥着采纳有证据能力的电子证据、排除与案件无关的电子证据和制约法官审判权的功能。电子证据规则是否完备对诉讼过程会产生直接影响,并体现在诉讼裁判之中。电子证据规则的价值能否体现于司法实践,是衡量一个国家证据立法水平的指标之一。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证据规则,并在我国建立完备的电子证据规则体系,不仅对健全我国的证据制度意义深远,而且对保障审判公正和提高审判效率也会起到推动作用。     

让权力在程序的轨道上运行

《行政程序法》是行政行为的基本法,它对于控制公共权力滥用,保护人权,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规范行政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程序,规范和简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早在2003年7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和重庆市政府联合委托西南政法大学的有关专家起草了《重庆市行政程序条例(草案)》,这是全国第一部地方行政程序条例草案。但由于种种原因,该条例草案一直未能列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议程。"政府职能转变,程序合法性是关键,重庆可以率先进行尝试。"市人大代表吴永年建议     

To Explore the Source of the Effect of Law——By commentary on the theory in legal positivism

以探求法律效力来源问题在实证分析法学中的解答为目标,从哲学上的休谟难题开始阐发,试图通过对选取的几位分析法学家的理论分析,最终理解实证分析法学对于该问题的解答,并试图阐明:法律效力的来源应当是来自于法律体系的内部,即来自于法律自身.法律与道德不可分离的论断只会掩盖问题的实质,只有厘定法律的界限,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法律效力的来源,最终真正理解法律以及法律体系的内涵.     

美国反避税立法之CFC规则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纳税人的避税行为日益频繁,反避税立法成为国际税法和国内税法的共同任务。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反避税立法的国家,其中,其受控外国公司立法,是世界上第一个CFC规则,已经成为其他国家相关立法的模板。由于越来越多的跨国纳税人利用递延纳税进行避税,CFC规则价值凸显,其在美国反避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日趋重要,具体规则也日趋严厉。尽管美国CFC规则也面临一定的冲突和挑战,其反避税价值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近年来我国也面临严峻的反避税任务,对美国反避税相关立法进行研究,对中国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评说速览

非法证据排除不能留有余地1新刑诉法实施前的"预热第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按照新刑诉法的要求,法官历史性地在法庭审理前,排除了对嫌疑人不利的非法证据。证人出庭作证和非法证据排除,是新刑诉法修改中的两大亮点,都在本案审理中得到了体现。尤其是首次启动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司法实践意义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在追求刑事司法法治化的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与实施至关重要。新刑诉法首次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意图从制度     

综合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2013年2月18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这意味着自2004年发展改革委提出收入分配改革，历时9年，方案终于出台。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从2004年至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其中，2012年为0．474。收入分配问题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更事关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正如国务院通知所指出的那样，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与基本国情、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基本建立。     

经济法实现“收入增长计划”的理念和对策研究

社会对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热切关注源于对当下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下意识反应,但这种掺杂着模糊和非理性的直觉辅以媒体的渲染形成的巨大压力,容易导致政府在制度变迁上步入歧途。"收入增长计划"具有正当性,但无论是归纳日本当年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动因、进程和绩效,还是分析中国当下面临的收入分配改革困境,都可以发现收入增长只有在公平与发展的权衡中才能获得合理的制度化解决。基于经济法的视角,改革的方向应当是确立"公平与发展互相嵌入"理念,在坚守底限性公平的同时扩大市场化和竞争;对策设计的重点则是尽快有效解决工资增长机制、税收制度改革、垄断性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整治及社会保障供给等技术性问题,并通过法制建设实现"收入增长计划"在方向、规范和技术上的统一。     

WTO and the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of Actionable Research

传统的行政诉讼法学理论认为,行政指导是一种事实行为不应该受到司法审查.我国的司法解释也规定行政指导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开始对行政指导可诉性进行探讨.但是,我国加入WTO以后,以WTO为视角研究行政指导可诉性的成果十分少见.行政指导不可诉与WTO规则的要求相冲突,WTO成员国对行政指导诉讼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不接受到逐步接受的过程.只要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受到了行政指导的不利影响,都应当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