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托马斯·莫尔到罗伯特·欧文——兼论近代英国乌托邦思想的演变

从托马斯·莫尔理想中的"乌托邦"到杰腊德·温斯坦莱的"共和国乌托邦",再到罗伯特·欧文的"工业乌托邦",近代英国乌托邦思想的现实感是逐步增强的。近代英国乌托邦思想在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有益借鉴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英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它的有关于经济统筹调控、社会分配、民主制度、城市规划、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思想,对当时的社会而言是具有超前性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经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演变,在现代英国福利国家的建设中得到了部分地应用。     

莫尔:为争取自由和尊严被送上绞刑台

应该有权力制约国王 1478年2月7日,莫尔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法官家庭,幼年丧母的他是父亲一手带大的.他的父亲约翰·莫尔曾担任过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并对莫尔的一生产生深刻影响.莫尔的另一位启蒙老师是坎特布雷大主教、红衣大主教莫顿.学识渊博、机智过人的莫顿主教曾担任过英国大法官,对聪明好学的莫尔极为赏识.     

权力之茧

法国学者凯斯·R.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一书中描述了这样的情景:在网络时代,公众只注意自己喜欢和选择的信息。久而久之,会将自身置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使自己陷入偏狭的危险。其实,权力的运行也有陷入“茧房”之险。唐朝开创者利用关陇集团打天下,反被其“套牢”;后继者利用地方节度使制衡关陇势力,却打开了藩镇割据的“潘多拉魔盒”。     

"世界文学":从乌托邦想象到审美现实

"世界文学"最早由歌德提出,后来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新阐释,逐渐打上了文化全球化的烙印.经过100多年的历史演变和发展,世界文学已经从早先的"乌托邦"想象逐步演变发展成为一种审美现实.世界文学之所以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版本,与翻译的中介不无关系.正是由于翻译的干预,一些原本仅具有国别/民族文学特征的文学作品成了世界文学.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必须依据以下几个标准:1.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2.其影响是否超越了本国/民族或本民族语言的界限;3.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4.是否能够进入大学课堂;5.是否在另一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研究.虽然"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中国文学,但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地位却十分边缘.为了早日使中国文学跻身世界文学之林,当前翻译的主要方向应该由外译中转向中译外,这样才能有效实施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的战略.     

《玫瑰门》与《宠儿》中女性变态行为分析

《玫瑰门》与《宠儿》都是以女性为中心写作对象的当代小说,展现了东西方女性在历史社会中寻求生存发展的经验。本文通过两书比较,就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女性变态行为进行解读,阐述了存在于女性亚文化中的一种普遍生存哲学,即在历史社会环境的挟制下,女性以毁灭自我的形式所表达的乌托邦思想。     

当代“英国状况”的生动摹写和“治疗”的尝试——论戴维·洛奇小说《美好的工作》中的乌托邦倾向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戴维.洛奇的小说《美好的工作》被誉为当代"英国状况"小说新篇章。小说描写了当代英国社会的种种病态并认为同一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的隔膜和分裂,是社会发展的严重威胁。小说延续了福斯特"只有联结"的社会"治疗"方案。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学疗法,具有从英国人文主义文化传统中继承而来的丰厚历史意蕴。     

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尽管乌托邦一词通常是在与科学社会主义截然对立的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思想之间存在着的密切关联则是确定的,这种关联性也建构了它们两者之间的二重性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都有批判现实的一面,但马克思主义不止于批判,它更是变革与实践的哲学。近代乌托邦的历史进步观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产生了深刻影响,但马克思又以具体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进步观克服了它的抽象性。     

“姐妹情谊”及其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展开方式

“姐妹情谊”是一种女性疏离父权社会、背叛异性恋秩序、在同性情缘中寻求支持与满足的性别僭越行为。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的“姐妹情谊”叙事经过了异性恋机制中的精神“方舟”、欲望化的嫘斯宾情结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姐妹情谊”并非女性主义乌托邦,它的建构或解构既昭示了一条反抗男权文化的女性同盟之路,也体现了这一过程的曲折与艰难。     

我的“文革”经历：走出乌托邦

我家祖上是山西吕梁人。原来不姓秦,姓侯。我曾祖家里穷,把我爷爷给了姓秦的人家。我爸爸叫秦力生,1915年出生,早年参加学生运动,被追捕,在学校里待不住了,就跑到杨虎城的一个军校躲了两天,1936年加入共产党,经组织介绍到了陕北苏区。1952年因父亲工作调动,全家从西康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