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退休 医保费不能退休

日前,福州鼓楼法院审结了原告上海神龙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诉倪玉莲等被告劳动争议案件共127件,其中撤诉2件,判决原告应向倪玉莲等125位退休职工支付医疗费以及向福州市医疗保险中心办理相关医疗保险手续,并缴纳保险费共计1975756.3元。据悉,被告倪玉莲等是原福州幸运股份有限公司退休职工,1997年7月18日,福建省神龙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福州市有关部门,签订收购福州幸运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合同书。1997年10月24日福建省神龙企     

政改绝不照搬西方模式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党和国家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始终随着人民政治参与热情的提高不断深化,始终随着时代进步的潮流不断深化。从党的领导体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实践;从大刀阔斧地推进机构改革,到建设、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     

大东法院:民事审判改革走向专业化

<正>从2010年起,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审判管理机制改革,从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入手,成立专业化审判庭或合议庭,对同类型案件或近似类型案件进行专门审理,以"五大特色"集中打造审判专业化、法官专家化、管理科学化的工作模式,在如何提高基层法院审判专业化水平、提升审判质效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探索。道路交通纠纷案件解决方式协作化该院从2010年起,定期调研全市道交改发案件,从每起案件中总结审判规     

比较法视野下的劳动者集体争议行动之法律规制

利益调整所引发的集体争议行动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劳资争议的重要型态。基于劳资自治的保障需求,大多市场经济国家(地区)对劳动者集体争议行动这种侵权行为予以有限制的法律保护。我国因加薪所引发的集体停工频发,凸显了法律对集体争议行动失范及其法律秩序重构的必要。借鉴国外立法例,结合国情,我国宜采取消极立法模式,通过特殊的法律责任豁免制度和特殊的劳资利益争议处理程序,以规范劳动者集体争议行动。     

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中“公共机构”的争端解决与后续执行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规定提供补贴的主体包括三类：政府、公共机构和受政府或公共机构委托或指令的私营机构，但并没有进一步明确界定这三类主体。由于与美国在反补贴调查中关于公共机构的认定等问题存在重大分歧，中国针对美国的四起对华双反措施向WTO提出起诉（即中国诉美国“对来自中国的特定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案”，案号WT／DS379）。虽然WTO上诉机构关于公共机构的认定做出了有利于中国的裁决，但是美国商务部是否能够真正执行上诉机构的裁决存在一定灵活性。本文回顾了379案以及美国商务部关于《1974年贸易法》第129节（涉及美国贸易救济措施的WTO裁定的执行）项下程序，并分析了后续执行中的若干问题。     

美国与台湾地区对和平设置纠察线与杯葛之争议行为合法要件规范

所谓争议行为系指劳资争议当事人为达成其主张,所为之罢工或其他阻碍事业正常运作及与之对抗之行为。因而,设置纠察线行为并非罢工行为本身,而可归类于劳资争议行为之一种。工会罢工时,如有设置纠察线,仍应另外认定设置纠察线是否符合于要件。以美国法之经验,合法纠察线设置与抵制行为之要件,仍需符于不违反集体劳动法对主体、目的、手段与程序之禁止规定。不应限于罢工时才可以合法设置罢工纠察线。     

监察机关对举报事项的处理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复议范围

基本案情2011年1月,某中学退休教师李某向某市监察局实名举报,反映该校校长袁某(行政监察对象)在该校某项目开发中收受有关公司所送住房一套。该市监察局经核查后确认,未发现袁某有举报反映的收受住房问题,于2011年6月了结此举报件,并向举报人李某电话反馈了情况。2011年8月10日,李     

贪污贿赂案查账取证之技巧

核心提示：近年来，随着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各种诉讼权利的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面对检察机关侦查科技水平普遍低下，技侦手段普遍落后等现状，多数基层检察院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常陷入困境。因此，熟悉、掌握一定的财务知识、查账技巧、行业规律，是检察机关侦查人员必备的能力与素质，也是快速有效侦破案件的有效途径之一。     

李全海交通肇事案庭审纪实

公诉人简介： 公诉人郝连峰、杨帅、王兆国，均是沈阳市沈北新区检察院公诉科科员。公诉人出席法庭的特点是：庭前准备充分，在讯问和举证阶段配合多媒体，效果直观、清晰，对辩护人当庭提供的证据处理恰当。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重在依法说理，以稳定、缜密的证明体系使得辩护方的观点不攻自破。本案的庭审被评为2011年度辽宁公诉部门十佳公诉庭。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