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撤销

随着国际商事纠纷日益增多, 国际商事仲裁成为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国际 商事仲裁的程序正义离不开法院的监督和支持。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撤销是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监 督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关于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际公约主要有《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 约》和《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但是国际公约关于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规定并不健全, 缺乏可操作性。因此 有必要对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制度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以完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撤销制度, 促进国际仲 裁的发展。     

国际商事仲裁中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之研究

国际商事仲裁中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之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当前可仲裁争议事项的范围呈扩大化的发展趋势,这在反垄断领域、知识产权领域以及证券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和法律方面、公共政策的严格适用方面,我国仲裁法应顺应国际商事仲裁发展趋势,对我国《仲裁法》中有关仲裁事项范围及其他法律中的相关条款作出补充、修改、完善。     

论警察自由裁量权和武器的使用

在美国,警察曾广泛而普遍地使用枪械等致命性武器,但这也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对田纳西州诉加纳案的判决极大地影响到美国警察致命性武器的使用。新非致命性武器的部署明显减少了枪支使用的需要,辅以技术培训力度的增强,非致命武器的技术提升,战术策略的修改和高效的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及更具限制性致命武器使用政策的实施可以降低警察对于枪械的依赖性、警察枪击毙命的发生次数和因公殉职的警察人数。     

劳动争议处理立法改革之分析与建议——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为对象

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机制的完善是预防和解决劳动争议,尤其是解决群体性劳动争议的重要途径。我国现行的2007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针对我国原有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在实践中暴露出的诸多弊端,对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制度作了较大修改,但仍存在亟待完善之处。劳动争议的解决应区分争议类型建立不同的处理机制,赋予当事人一定的程序选择权,进一步规范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制度,构建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加强与劳动争议诉讼制度之间的衔接,平衡保护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论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在外大陆架划界中的作用——兼谈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外大陆架申请

《海洋法公约》关于外大陆架申请期限的规定,导致大批国家近期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出了申请。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在审议沿海国提交的划界案的基础上,就有关划定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事项向沿海国提出建议。大陆架划界委员会所做出的建议既非一个司法式的判决,又非一个纯粹的参考意见。沿海国基于委员会的建议而划定的外大陆架外部界限具有"确定性和拘束力"。在当前的情势下,中国在掌握充分的科学技术数据编写好我们自己的外大陆架划界申请案的同时,还应注意妥善处理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周边一些国家之间的相关争端,以更好地维护我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     

社区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建设的问题与提升路径——以广东省中山市永宁社区为例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争议调解案件随之不断增多,案件情况复杂、劳资矛盾加深,对建设和谐的社会关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社区治理的建设进程不断加快,社区作为第三方进行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将矛盾化解在基层阶段,及时避免双方矛盾的进一步加深,对社会发展、社区治理、群众服务有着重要作用。文章通过分析广东省中山市永宁社区劳动争议调解机制建设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对当前社区劳动争议调解机制的发展提出一些见解与建议,希望为推动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提供参考路径。     

智慧司法的伦理风险及其应对

智慧司法是中国式现代化、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目的是在以更具技术理性的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手段助力实现类案类判的同时,保障个案正义,提升司法公信力与社会治理效能,构建法官职业共同体,促进司法现代化。但是,智慧司法的技术局限性与现有制度的强约束力,易导致其在个案裁判中丢失伦理要素,从而引发法官与公众的司法公正观之间隙处于异化状态的伦理风险,折损司法公信力,产生技术应用悖论。因此,必须以法治机制严格控制智慧司法中的伦理风险。应当明确司法人民性的基本立场,确立数字时代中法官的主体地位与司法的社会效能原则,优化数据库运行模式,增加数据库中的非正式法源,明晰适用法外论证的具体情形,保障法官自由裁量权与智慧司法的场域化适用,修正智慧司法机制中法官司法的程序与方法。     

再论经营者集中附行为性条件争议仲裁的适用

作为经营者集中附加限制性条件之一种,行为性条件需要持续的监督,以实现减少排除、限制竞争影响之目的。行为性条件执行争议仲裁被认为可以给利益第三方提供快速、有效的私法救济,使其能够自行监督行为性条件的执行,在保留反垄断执法机构监督权的同时减少了监督附条件执行的成本,为欧美等反垄断执法机构广泛采纳。但是,由于提交仲裁的实践很少,这些优势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其实效有待进一步检验。行为性条件执行争议仲裁在实施过程中对传统商业仲裁理念和实践提出了诸多挑战,较难实现竞争政策保障与传统仲裁理念之间的平衡。现阶段,我国经营者集中救济制度和实践应当审慎借鉴行为性条件执行争议仲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