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跨境游客权益保护国际合作路径分析

跨境旅游是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重点合作领域之一,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经济增长点。跨境游客作为核心要素,其权益保障是跨境旅游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基于信息不对称、语言障碍、停留时间有限等因素,跨境游客权益保护存在诸多行政与司法困境。"一带一路"国家间应开展跨境游客保护国际协同与合作。从建立跨境旅游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多语种跨境旅游联合投诉、构建跨境旅游纠纷联合调解平台、利用信息技术开展跨境旅游纠纷在线解决、开展紧急情况联合救援合作保障跨境游客人身安全等具体路径,全方位构建一套完整的跨境游客权益保护合作机制,作为"一带一路"跨境旅游业发展的有力法治保障。     

社队企业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变化:1958—1978

1958-1978年,社队企业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其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发生了变化:资金筹集从无偿平调到劳动积累,机械设备从因陋就简到修废利旧,原材料获取从就地取材到购买城市边角废料或依靠城市工业以来料加工,生产技术从靠农村土法到聘请城市技术人员并培训自己的技术力量,劳动力从行政抽调到多样化社会招聘等。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在于,社队企业具有企业自主权,我国计划经济的"漏洞"衍生了市场空间,以及城乡之间的交流为社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医院信任的影响因素探究——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核心,公众对医院的信任则是医患信任的重要维度之一。本研究使用"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JSNET2014、JSNET2016)追踪数据,通过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理性选择与地位资源、关系社会资本、社会文化、传播—涵化四种视角,探讨了影响城市居民医院信任的因素。研究发现:(1)收入不会造成个体医院信任的差异,但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的医院信任水平呈正向影响;(2)找关系就医会显著降低居民的医院信任程度;(3)良好的信任文化氛围、公正平等的社会制度有助于提升医院信任;(4)媒介使用偏好与医院信任不存在明显联系。总的来说:个体应对未知风险的综合能力,对宏观制度与组织原则的可靠性感知是影响城市居民医院信任的关键所在。     

校企合作模式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近些年,国内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对校企合作这种新型方式进行了广泛且合理的运用。针对目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存在的合作模式停留在初浅层次、实习学生知识技能水平和价值取向离企业要求差距大、有经验的"双师型"教师短缺、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不健全等问题。文章提出校企合作三方角色定位要准确、专业课程设置要满足企业需求、要创建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校企双方共同构建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实训基地等有效措施。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述评与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意识形态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学界关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研究亦展现出研究内容的全面化和深入化,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和精细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的实证化。学者们深入探讨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相关概念、战略意义、历史轨迹、经验启示、实现路径等问题,为进一步扩展研究空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仍存在学理性有待提升、整体性眼光和对过程的关注有待突破、中观和微观的动态研究有待深入、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的应用有待涉猎等诸多遗憾,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中国之治”的制度自觉与自信

显著优势:铸就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管用,就在于有其他制度不具备、做不到的独特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概括为13个方面,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本质属性到价值理念、从制度立场到制度目标、从制度绩效到制度运行、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立体画像。     

赫哲族伊玛堪代表性传承人生命历程研究——以尤文凤为个案

伊玛堪是赫哲族世代相传的民间说唱艺术形式,2011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运用生命历程理论,结合观察和深度访谈法,选择省级赫哲族伊玛堪代表性传承人尤文凤为个案,考察其学习、传承伊玛堪的具体过程,提出伊玛堪的传承与保护既需要作为个体生命的代表性传承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也需要政府、市场、专家学者、媒体等多种社会力量与其协同合作。     

政治发展与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了深入学习、研究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2019年11月23~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共同在成都主办了“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教学与研究》和《四川大学学报》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单位的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行政执法合作研究

粤港澳三地在环境治理合作方面有着多年的经验,在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建设的背景下,三地不断达成新的环境治理合作协议,并组建了联合会议、联络办公室和专项小组。尽管如此,粤港澳大湾区的环境治理问题依然突出,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合作协议执行主体和执行标准不统一、协议执行力弱、执行手段和执行能力差异大、执法合作限于局部性和间断性。在当前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应通过制定统一的环境行政执法标准和细则、成立环境执法协调委员会、构建环境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等措施,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行政执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