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省会定于台北始末

经过了中法战争的惨痛教训,清政府认识到台湾在海防上的重要性,着力加强台湾建设、巩固海防。几经讨论,清政府于1985年宣布在台湾建省,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第一任巡抚,第二年(1986年),在刘铭传上奏清政府的《遵议台湾建省事宜折》中,有省会设置一项,当时刘铭传将省城确定在了彰化的桥孜图(现台中市南区),但由于当时条件限制,实际的行政中心一直在台北。1984年,继任的巡抚邵友濂将台湾的省会正式迁到了台北。台湾的省会设置几经波折,反映了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变迁。刘铭传之所以把台湾的省会定到彰化的桥孜图,是有他的考虑的,“新疆以迪…     

信息技术发展与广播组织权利保护制度的重塑

当代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使盗播广播节目更加容易,广播组织的邻接权受到了日益严重的侵权威胁,以《罗马公约》为基础的广播组织权利保护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的要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并拟定了保护广播组织权利的新方案,扩大了广播组织的权利,但该方案也遭到了来自广大发展中国家及一些发达国家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强烈批评。我国应当密切关注国际广播组织权利保护的最新动向,对我国著作权法做及时的修改,在保护广播组织权利的同时注意维护社会公众正当的利益。     

我国过错解雇限制程序的不足及其完善——以司法判决为切入点

解雇程序作为解雇保护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个别劳动法的未来走向.在过错解雇制度中,虽存在可归责于劳动者的情形,但并非意味着雇主无需履行程序性义务.相较于过错解雇的实体性限制而言,我国劳动法对过错解雇的程序性限制规定较少且模糊.这不仅导致过错解雇程序在适用层面的错位与分歧,也不利于解雇保护制度的体系化发...     

贪污、贿赂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心理及对策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通常以拒供、谎供、翻供等方式来对抗对其罪行的侦查、讯问,侥幸、畏罪、矛盾、抗拒等心态是支撑上述诸种对抗方式产生的内在心理基础.犯罪心理学研究表明,检察人员在初查、第一次讯问等关键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有意设定的心理限制,将带来对此类案件的突破.     

整体主义视野下离职竞业限制违约金的法律治理

离职竞业限制违约金的确定缺乏明确的规则依据。在劳动者的竞业行为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且用人单位无法证明实际损失的场景下,高额违约金的酌减完全依赖法官高度分散化的判断和裁量,不仅导致了同案不同判的司法秩序风险,也削弱了离职竞业限制违约金制度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意思自治与诚实信用之间的平衡效果。应基于整体主义的理念及方法完善离职竞业限制违约金的法律治理。以离职竞业限制补偿金作为违约金的裁量标准,允许用人单位主张不超过约定补偿金总额5倍的违约金。完善离职竞业限制违约金治理的配套制度,明确未约定补偿金不影响竞业限制协议效力、完善劳动者主张法定补偿金的确定规则、允许当事人就竞业限制违约金纠纷直接提起诉讼。引入竞业单位赔偿责任和劳动者离职竞业限制违约责任保险,构建离职竞业限制违约金的风险及成本分担机制。     

论破产程序对担保物权优先性的限制

担保物权的优先性在民法中不可质疑,但在破产程序中,尤其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则受到诸多限制.这种限制系破产程序本身的特点所决定,同时也是破产法立法价值嬗变的结果.基于利益衡平原则,对担保物权优先性的限制必须合理,我国这方面的立法尚存在诸多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垂直型交叉持股的危害及其法律规制研究

交叉持股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我国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持股的情形,尽管它有降低交易成本、稳定股价、对抗收购的积极影响;但也同样带来了公司虚增资本、妨碍竞争、扰乱证券市场的弊端危害。而这些负面影响往往都集中在以母子公司为载体的“垂直型”交叉持股。因此本文就垂直型交叉持股可能带来的危害进行分析,并就如何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给出建议。     

认罪认罚制度下的上诉权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权应当加以限制,本文主要探讨我国认罪认罚制度下的上诉权问题,从最基础的理论剖析,到试点地区的经验支撑,再到窥探境外的诉辩协商制度下的上诉权,最后摸索出我国的认罪认罚制度下的上诉权路径。以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充分体现司法公正,节约法律资源,增强诉讼效果。同时也会加速我国法治化进程,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数字背景下德国滥用市场力量行为反垄断规制的现代化——评《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十次修订

《德国反限制竞争法》拥有成熟的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规制二元体系,其在第十次修订中加入了拥有竞争相关数据对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影响、拒绝开放数据接口行为如何适用必要设施原则、中介平台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禁止具有跨市场竞争显著影响力的超级平台滥用行为等回应数字时代市场竞争新特点的条款.我国《反垄断法》修...     

刑事优先原则适用与限制的具体途径

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刑民交叉的案件日益增多,情况亦趋于纷繁复杂,在此种情况下,刑事优先原则的确立及其如何适用的问题就显得相当重要。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立法上也一直未予以正式确认,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本期选登的文章从司法实践出发,对实践中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研讨,对刑事优先原则适用的现状进行考量,通过实践与理论的分析,提出了这一原则适用与限制的必要性及具体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