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附传叙事论略

历代论家对《史记》附传未能予以足够重视，然附传是《史记》人物传记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了为历史人物立传的最大化需求，也实现了通变和立名的著述目的；从结构意义讲，附传具有对比、反讽、衬托、重复等功能，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史识与史笔。     

以三大视角展现邓小平革命和建设生涯——《邓小平传(1904—1974)》读后

《邓小平传(1904—1974)》真实、生动、丰富地记述了邓小平从少年时代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复出工作这70年间的主要经历。传记全面翔实地展现了邓小平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活动和思想历程,不回避党内斗争,不回避邓小平的缺点和失误,实事求是地反映邓小平一生前70年的伟大业绩和思想。传记表现了一个信念坚定、乐观豁达,顾全大局、勇于担当,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开拓创新、勇于决断,热爱人民、朴实坦荡的邓小平形象,有血有肉地揭示了邓小平崇高的革命风范和鲜明的思想性格特征。该书大容量地使用涉及邓小平的权威资料特别是内部档案,资料来源多,数量大,涉及面广,尊重史实,用材料说话,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领袖人物传记。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春秋》是五经中最特殊的一本书，在流传的过程中，其独立性渐渐消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春秋》，杂在“春秋”三传中流传。这三传是《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都是后人诠释《春秋》之作，对书中的史实记载进行解释．故称之为“传”。     

从大山里“闯进”安哥拉

<正>已过而立之年的他,鼻梁上依旧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乌黑的头发有些自然卷,嘴角微微上扬,斯文的书生气质与学生时代的他一点儿没变。武传波,这个曾经生活在大山里的穷学生,如今已漂洋过海在非洲工作了。时光变换,岁月流转,但是他"出去闯闯"的梦想却一如既往,他说,梦始终在路上。     

对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思考——以重庆市“唱读讲传”活动为例

唱读讲传是新形势下党领导的一项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体现,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历史活动。开展好唱读讲传活动,必须抓住进一步提高群众认识这个关键,把握好提高群众性活动质量、促进红色成果群众性转化、推动群众性创新活动方式这三个基本点。     

史书的种类

<正>我国的史书卷帙浩繁,种类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下列五种。正史:以纪传体、编年体的体例,记载帝王政绩、王朝历史,人物传纪和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诸方面情况的史书叫正史。如,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除少数是个人著述(如司马迁的《史记》)外,大部正史是由官修的。     

论孔氏家学在古文《尚书传》形成中的作用

作为孔子后裔的孔安国,在汉武帝时得到孔壁古文《尚书》后,缀合文字,划断篇目,使得他与古文《尚书》有了不解之缘。汉代《尚书》三家之学均出自倪宽,而倪宽受业于孔安国,所以今文《尚书》又与孔安国有牵连。古文《尚书》主要通过师承和家学两种途径得以广泛流传。古文《尚书注》（《孔注》）和古文《尚书传》（《孔传》）的形成,是古文《尚书》在魏晋时期的重要发展。现在我们无法断定《孔注》和《孔传》的著者,从史料可见这一时期孔氏家人对《孔注》和《孔传》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补江总白猿传》作者新探

《补江总白猿传》为唐代著名传奇,关于其作者长期以来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卞孝萱先生认为该文作者为褚遂良。认为卞孝萱先生的考证有几处疏漏,并推断其作者为虞世南。     

探寻毛泽东“我一生干了两件事”谈话的真相

正关于叶剑英转述毛泽东一段话,在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649页中如是记载:(1976年)6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毛泽东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此同时,《毛泽东年谱     

发动“大跃进”的1958年南宁会议

1958年,共和国历史上的＂大跃进＂之年。这年1月11日至22日召开的南宁会议,是发动＂大跃进＂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1956年以来的反冒进提出严厉批评,使党内思想统一到＂跃进＂即冒进上来;提出了生产计划三本账的问题,为＂大跃进＂中各种高指标的提出开了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