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共价值的城市数字治理：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

数字时代的城市治理,在治理主体定位、体制机制设计及治理效能上都有明显不同于传统治理的特征,实践中也面临着政府治理体制数字化转型难、民生服务数字化升级难和治理成效数字化评估难等困境。以公共价值理论为切入点,寻求数字治理本质与公共价值创造的内涵契合,立足数字政府、数字社会以及数字公民三个维度构建数字治理的公共价值生产—整合—表达的逻辑框架,通过提升政府政务服务数字化效能、丰富数字化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以及开展数字化治理人文反思的城市治理数字化路径,能够丰富数字时代的治理理论内涵,进而推动数字赋能城市治理的实践探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式及价值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大命题的提出,反映出我们党对理论创新规律的科学认识、对理论自信的庄严宣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方向的精确把握。“相结合”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拼凑的过程,而是遵循形式——内容——价值的结合路径,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在话语建构、内容阐释、价值塑造三重维度的深入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行动路径、为坚定文化自信奠定扎实根基、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理论指导、为破解世界发展难题贡献中国方案、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注入不竭动力。     

从现实维度探析文化润疆的重大实践价值

文化润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疆的生动实践,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提供了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进一步丰富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从现实的维度出发,准确把握文化润疆的深刻内涵、系统梳理文化润疆的发展脉络、充分认识文化润疆的实践价值,能够进一步夯实文化润疆工程的理论基础与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思想根基。     

共同富裕的宪法逻辑

共同富裕是宪法学的一项重要议题。共同富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社会正义为目的,以维护人格尊严为旨归,在这三重意义上构成了宪法与共同富裕理念的价值关联。共同富裕理念中的“共同”和“富裕”的关系在历次制宪和修宪中的变化,反映了党和国家对共同富裕内涵理解的不断深入。共同富裕的宪法表达可见于宪法原则、国家目标、经济制度以及基本权利四个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富裕宪法规范体系。现行宪法要求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且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共同富裕保障体系,不仅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宪法依据,也为共同富裕的相关立法及其保障确立了具体路径,使公民藉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社会服务享有平等的待遇,进而使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朝着和谐、稳定与有序的方向前进,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的产权经营创新

发达地区产业竞争园区,欠发达地区园区竞争产业。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要素累积单薄,园区竞争产业处于不利境地,制度创新成为唯一出路。文章从企业的契约性质角度,讨论了园区产权创造的价值基础,提出了园区产权创造的制度条件,分析了园区产权经营的复杂性,探讨了园区产权效率经营的制度安排。为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产权经营政策创新提供借签。     

大数据时代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理念转变与制度构建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对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以个人自决权为核心的现行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框架提出了挑战,现行信息法律保护已陷入利益平衡困境、信息决策困境和系统性困境.归根结底,这些困境的出现源于现行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框架采取的静态化个人本位保护理念,它与大数据背景下新兴的场景化社会本位保护理念存在错位.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应...     

简析《荀子·劝学》的教育思想及现代价值

荀子是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荀子·劝学》中,他阐述了教育的方法、态度以及关于为学的一系列问题,其教育思想在两千余载后仍然颇具价值,值得我们仔细体悟并付诸实践。     

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历史意义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对人类发展困境这一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结晶,深刻揭示了人类生存与发展应遵循的共同价值准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创新。全人类共同价值着眼于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现状和人类整体利益的根本价值立场,以崇高的价值理想、广阔的世界视野、博大的人类情怀和深邃的历史思维,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世界”的时代之问。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的理论创造和一场伟大的术语革命,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十分广泛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实务研究——以办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高额的利益追逐下,部分经营者违背当初经营目的,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在对消费者保护的层面而言,传统的私益救济已不能满足市场法治的发展需要。相比之下,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自法律授权以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引入,反而能够修正经营者与消费者在市场地位上的失衡,更有效的约束经营者的行为,更广泛的实现对消费者的集体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