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与困境:志愿者组织合法性问题分析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合法性"机制是理解和解释众多组织现象的重要分析视角。我们在对志愿者组织进行调查和案例分析后发现,"合法性"困境是阻碍和制约志愿者组织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破解志愿者组织面对的"合法性"困局的关键,在于统一"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调整制度环境和规范标准之间的内在张力,这样才能在制度层面为志愿者组织的发展提供长效激励机制。     

农村社区建设的财政困境与对策研究

目前,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困难就是资金不足。资金不足主要体现在财政转移支付投入面宽量少,执行上存在制度漏洞;农村乡镇以及村屯自身能力不足,无法通过自身收入充分行使建设农村社区并保障其正常运行的职能;村民自筹困难重重等方面。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设立农村社区建设专项资金,建立监督体制;采取不同形式,培养并提高乡镇和村屯自身建设能力;组建专门的农村社区管理委员会,对农村社区建设进行系统规划;以税收优惠等手段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投入农村社区建设。     

毛泽东的道德信仰与儒家伦理思想——纪念毛泽东诞生120周年

＂修身治国＂是儒家学说中底蕴深厚的文化现象,历代儒家都把崇高的道德信仰作为实现人生价值和达到人格完善的重要手段,并建立了比较系统的伦理思想。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毛泽东同志从儒家伦理中撷取了大量的思想资源,结合党的思想建设进行批判、吸收和发扬,形成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主要内容,以＂大公无私＂为价值取向,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基本方法,以＂共产主义先进模范＂为崇高追求的道德信仰理论。     

行动的自我:政治活动的起点——吉登斯政治哲学的新视角

与自由主义“无拘的自我”和社群主义“镶嵌的自我”相比较,吉登斯的自我观可概括为“行动的自我”.一方面,它以自我分层模型为基础,通过对生活方式的决策抵制日常生活的异化,使自身达到一定程度的自主,从而选择一种伦理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自我通过反思来概括自身,通过关系来界定自身,从而为情感民主和对话民主开辟可能性.这种跳出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争论的自我框架,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生活转向提供了建设性的路径.     

现阶段反腐倡廉建设法治化的困境与对策

十八大报告继续提出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并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我们党的五大建设之一。之后中纪委各次全会上也提到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本文从法治化角度论述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分别探讨了反腐倡廉建设法治化的重要意义、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及推进的建议。     

我国廉价政府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廉价政府要求政府用最少的行政成本,实现最优化的行政管理,是我国当代政治建设的必然选择。文章分析了廉价政府的内涵和意义,剖析了当前我国廉价政府建设的困境及其原因,探讨了我国廉价政府建设的有效路径。     

先秦儒家对君臣伦理困境的解决——以《左传》《论语》《孟子》为中心

春秋时代,君臣伦理受到严重冲击,最极端的情形是弑君。在《左传》所载多起案例中,弑君者都面临一个选择困境:当君不君时,臣何以为臣?孔子主张有条件的、相对的君臣关系,面对君臣伦理失范的现实,他要求臣要臣,君要君,君臣各守自己的本分,以维持合作关系。孟子认为君的权力来源于天,却要通过民,据此他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当君不君时,则君自动失去为君的资格,臣杀之则不为"弑君",只是杀一个独夫民贼而已。这样,春秋时代的君臣伦理困境,就被孟子从理论上给予彻底解决。当然,孟子的理论并不是为了替春秋时代的"乱臣贼子"们辩护,而是为了支持他的仁政主张,这是应当着重指出的。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问题和对策探论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是抵御西方文化渗透、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保证,也是在社会矛盾凸显期增强改革共识、整合民众社会意识的必然要求。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面临诸多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理论解读的抽象性、社会精英行为的失范性、西方社会思潮的复杂性和公民理性思维的缺失性导致大众化过程中核心性与大众化相互矛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应从扩大其与民众利益的契合点、注重价值引领的形象塑造、正确对待西方社会思潮、培育公民理性精神四个维度进行。     

转型中国的四大发展困境

要破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困境,关键在于严格限制政府的行为,使各级政府的行为都建立在严格依法的基础上,使各级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政治文明进程和法制建设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实现程度得到了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比如,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的     

风险社会邻避困境的化解:以共识会议实现公民有效参与

当今世界是个充满风险、各种风险叠加的风险社会,公共决策因之变得更加困难,因邻避设施建设而形成的邻避困境充分显示了公共决策的困难性。本研究针对目前正困扰政府治理的邻避问题,认为邻避决策实质上是对利益和风险进行分配的一种风险决策。在对风险认知存在巨大差异的背景下,政府封闭式的决策模式、公民利益诉求表达不畅以及专家遭遇社会信任危机是导致我国邻避困境的主要原因,化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实现公民在公共决策中的有效参与,通过理性对话打破邻避设施"建与不建"的冲突困境。而共识会议作为一种科技风险的民主治理模式,强调公众与专家平等、充分地理解和对话,是实现公民参与的一种有效形式,对化解我国的邻避困境将有着重要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