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注意义务对我国监护人责任立法的启示

目前我国对未成年人侵权的法律责任采取统一由监护人承担的方法,没有考察行为人的过失能力,也没有考察行为人的过失,这样的立法简单粗糙,极不完善。可以借鉴美国法的未成年人注意义务,丰富我国的立法内容,完善法律规定。     

论司法实务中醉酒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以财产侵害类案例为视角

目前,司法实务中处理醉酒型犯罪时存在不问嫌疑人犯罪前醉酒原因,不看犯罪时和犯罪后嫌疑人的客观表现,将醉酒行为直接等同于犯罪的主观故意,以及客观归罪带来定罪不准确和罪责刑不相适应等问题。尤其是醉酒型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状态下实施的犯罪行为,涉及财产侵害领域类的案件相对罕见,尚未形成成熟的定罪量刑模式。对此,可以借鉴危险驾驶罪、袭警罪、故意伤害罪的推定方法和认定标准,充分结合醉酒程度、普通人标准以及客观性证据,准确把握醉酒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     

加强生态道德教育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生态文明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特征和标志,因此,大力培育全民生态道德意识,不断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对于新世纪全面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思考

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将现有的罪错未成年人处遇措施加以整合化、一体化,既要重视宏观方面制度的构建,又要注重微观上诸如学校惩戒、亲职教育、检察训诫等具体措施的提倡,“因材施教”,精准帮扶,最大限度挽救罪错未成年人,实现罪错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     

国家亲权视域下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防治

未成年人涉及网络犯罪除传统的朋辈、价值观影响外,存在网络空间社会、国家的“制度隙地”,致使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家庭监管失灵、未成年人失助以及罪错未成年人普遍化防治困难。因此,有必要厘定国家亲权理论的制度建构,国家需要在制度建设、源头打击、强制干预、教育辅助等多方面对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进行介入,担负起未成年人涉网络防治问题的“国家责任”。     

社会治理视域下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完善

考察H市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的实践现状,可发现目前存在制度体系尚不健全、内容尚不具体、程序尚不完善、合力尚未形成等现实困境。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从保护处分类型化、司法化、程序化、社会化、智慧化五个维度着力推进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构建,将有利于为社会共同体多元参与完善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工作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矫治的困境及其突破 ——基于C市的实证调查

近年来教体、民政、公检法司等部门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矫治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矫治工作的理念尚未达成共识,在目前的法律制度下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危害行为和违法行为缺乏有效的教育和矫治措施,检察部门在办理附条件不起诉时面临缺乏社会帮教资源的困境,各部门之间缺乏沟通衔接的有效机制。应当在理念层面就"有效矫治"达成共识,加强早期干预和重点干预,建立起不同阶段多家主体充分参与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综合矫治体系。     

未成年人监护监督考察制度中检察机关的地位与作用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的立法受传统的亲权本位思想影响,"国家监护"在理念和制度层面均起步较晚。现实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时有发生,凸显出了我国监护监督考察制度的缺位。探索检察机关参与的未成年人监护考察制度,应当切实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保障未成年人人身、财产权益不受侵犯。明确检察机关的参与地位、建立和加强协作配合机制、细化监护考察职责范围和分工,进而加强监护监督考察制度的刚性和可操作性,切实推进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开展。     

儿童性虐待中教师强制报告义务之探析

随着我国儿童性虐待之各项防治举措的逐步落实,强制报告义务落地有声。于诸多义务主体中,教师因与学生连接度较近而肩负着重要的强制报告义务。儿童性虐待中教师强制报告义务面临诸多挑战,如教师对强制报告义务履行存在认知误区、强制报告立法政策与证据效力具有复杂性、强制报告存在不足或不实等。应当在明确教师履行强制报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完善身份保障、程序步骤、教育培训等问题。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免受性侵害,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职责。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检察院通过梳理近年来所办理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对引发此类犯罪的诸多共性原因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在预防和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性侵害方面提出有关对策和建议,以期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