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字技术助推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落地落实

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是解决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发现难”的有效途径,也是预防和打击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行为的法律保障。目前该制度在运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对此,检察机关可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解决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发现难”的问题,推动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科技化、智能化运行,从而提升未成年人被救助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实现数字正义,更好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刑法私法化:现实图景与理论空间

大体上,刑法私法化是指在以纯粹公法建构的刑法中引入私法的理念、原则与方法,以实现在刑事法治框架内的犯罪治理多元化。刑法私法化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均有显性体现,其蕴涵了恢复正义、经济效益等价值追求,如此现象的产生既有刑法之内的原因驱动,也有刑法之外的因素使然。尽管刑法私法化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刑法理论及其适用范式,但其并未走向真正的对立面。传统刑法理论中犯罪的法益侵害性、消极的责任主义原理以及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均为刑法私法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空间。     

走私犯罪既未遂形态认定研究

分析229份涉走私未遂案件的裁判文书发现,走私犯罪既未遂的认定标准很不统一,判决难点问题集中,相互矛盾明显。犯罪的本质在于侵害法益,大多数故意犯罪都存在一定的行为过程,犯罪的本质也应贯彻于犯罪认定的整个过程之中。作为犯罪过程中的停止形态,既未遂的判断,也可通过法益侵害程度来考察。走私类犯罪侵犯的主要法益是国家外贸管制和海关监管制度,根据走私的形式不同,法益侵害程度的标准可以区分和细化,进而区别认定它们的既未遂形态。     

犯罪着手的教义学重述:学说对决、命题重证与具体解答

形式客观说并未丢弃实质,故其本为形式与实质相结合说。是否立足于构成要件行为是法益侵害紧迫危险性的刑法定型,决定了形式客观说和实质客观说各自是否为犯罪着手认定提供了明确标准,且是否导致犯罪着手认定的过于提前或推迟,进而决定了是否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犯罪着手的认定标准,应抛弃脱离形式限制的实质客观说而仍坚持形式客观说,但其“开始命题”应通过“基于大数法则的类型化危险形成说”而将犯罪着手的认定标准予以实质性落实。通过“基于大数法则的类型化危险形成说”,形式客观说对结合犯、隔离犯、徐行犯和原因自由行为型犯罪的着手能够做出妥当解答。     

相邻安宁权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 ,安静、文明、和谐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已成为当代人的普遍追求 ,相邻关系也因之而被赋予更新鲜的内容。本文拟从实践中的案例入手 ,以物权法中业已存在的不可量无侵害制度为基础 ,考察了各国立法相关的规定 ,并结合了我国的具体实际加以分析 ,从而就我国相邻安宁权制度提出了立法建议和制度构想。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法益证成与教义学解读——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立法修正

为了有效惩治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刑法修正案（十一）》因应新《证券法》中证券发行注册等资本制度改革，对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作了重大修改。立法修改后，该罪的形式法益体现为信息披露制度，实质法益应界定为金融信用。在司法适用中，应以《证券法》规范等前置法为依据来确定其犯罪主体，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实质认定；在入罪判断标准上，应当依据不同的犯罪主体区分相关犯罪行为类型；直接责任人员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身份竞合时，应结合利益归属、是否利用支配力等因素确定直接责任人员及其刑事责任范围。     

法益论的现代困境及其宪法化改造

法益论面临现代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不重视法益论的宪法根据。法益论的功能不仅在于回答什么是刑法保护的法益,更在于回答什么不是刑法保护的法益。这说明不能仅从本体论视角建构先法性法益,而是更加需要重视法益论的宪法根据,明晰法益论与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关联的法理,从规范论视角建构与宪法融通的法益概念,使其在避免刑法从法益侵害向法益侵害危险退让、以价值理性取代目的理性、从“法治国家的基本权利保障”过渡到“社会国家的社会秩序形塑”上发挥重要作用。现代刑法强调犯罪设定或犯罪认定以保护法益为实质根据,这需要把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与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关联起来,重视合宪性解释的实践。刑法不可以把属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规定或解释为犯罪,这种合宪性解释是体系解释的应有之义。     

自杀行为规范属性及刑事归责的法教义学诠释

刑法理论中对于自杀行为的性质是合法、违法还是归属“法外空间”的分歧，缘于将生活语意上的自杀现象与规范意义上的自杀行为混为一谈。根据主观上的纯粹自愿自主与客观上的完整自我支配与否，规范意义上的自杀行为可分为自主性的自杀和非自主性的自杀。自主性的自杀行为在法规范上是完全自由地组织、处分自己生命的行为，不存在法益侵害的空间，彰显公民真正的自治自律，是宪法赋予公民自我决定权的全部实现。非自主性自杀行为是在他人介入、干涉的因素影响下实施的，基于生命法益的高度人身专属性和不可流转性，非自主性的自杀行为实质上具有法益侵害性。它在形式上符合“杀人”的构成要件类型，具有客观的实质刑事违法性，而自杀者终极性地陷入自杀决意后无法形成反对动机，丧失了他项行为选择，在责任上由于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而免于刑事非难。     

网站搭商标“便车”被诉法院判其惩罚性赔偿300万元

日前,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对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字节跳动公司”)、浙江今日头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今日头条公司”)诉被告广东深圳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文化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进行在线宣判。法院最终终认定某文化公司侵害了两原告“头条”“今日头条”系列注册商标权,判决其赔偿两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800万元。截至本刊发稿时,该案判决已生效。     

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语义边界与行为评价

关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认定，已经形成许多学说，其中物质毁损说、有形影响说、状态改变说和效用侵害说四种学说为学界所熟悉和推崇。这四种学说各有短长，但它们共同面对着是否构成毁坏财物的两个实践难题：改变外观与侵害效用。可以说，这两个实践难题是检验既有学说的尺度。改变外观与侵害效用分别从形式与实质两方面揭示了毁坏财物的核心要义。形式方面，“毁坏”的结构是直接针对财物本体施加作用力，行为样态则是足以给财物造成物质毁损；实质方面，“毁坏”侵害的法益是财物的客观效用。在逐渐发展过程中，既有学说暴露出某些偏颇。物质毁损说和状态改变说过分倚重毁坏的形式；有形影响说和效用侵害说过度重视毁坏的实质。在既有学说启发之下，总结优劣得失，应当提倡毁损危险说，即毁坏行为必须针对财物本体，通过足以造成物质毁损的方式侵害财物的客观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