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甲戌本词语修辞例谈

本文通过与流行版本的比较 ,从实词、虚词和称呼语的选用 ,词语的对仗 ,词语的繁简等几个方面 ,举例评析了《红楼梦》甲戌本的词语修辞艺术。     

王安忆小说的叙事建构及读解

王安忆是个高产作家,其创作不仅高产而且有质量,因而吸引了许多评论者的目光,但对王安忆小说创作进行总体研究难度甚大。将王安忆小说文本的叙事修辞与作家的叙事理念相结合,在对其小说文本的叙事探究中注入修辞分析的元素,从修辞对话的层面阐释其小说创作,不失为一个新的视角。     

司法调解中的法官修辞及其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

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时期,司法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作为言辞说服艺术的调解,离不开修辞技巧的使用。法官在司法调解中合理使用各种修辞方法,既能够有效说服当事人顺利接受调解结果,又能够有效执行法院的社会治理功能,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但法官掌握调解和修辞技巧的能力,只是影响纠纷能否有效解决的一方面因素,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法官运用修辞调解纠纷的主观姿态。当务之急是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提升法官人格,确保每个法官都能秉承善意运用修辞调解纠纷,才能真正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法律修辞的价值及其限度

古典的修辞学研究重心主要在于一种实践的说服行动以及与之相并行的说服方式,区别于当前的以修饰文辞为重心的修辞学研究,故而古典的修辞学与法律具有密切的关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认真对待法律修辞,重新激活并发展法律修辞的当代价值。具体而言,法律修辞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作为本体论的法律修辞和作为方法论的法律修辞这两个具有关联的方面。作为本体论的法律修辞主要是指法律本身也可看作一种修辞并可以从修辞学的视角对法律予以观照,作为方法论的法律修辞主要是指其于法律运行过程中的体现的诸多作用。当然,法律修辞的价值本身也存在限度,但这并不构成对法律修辞的否弃理由。     

社会变迁中的法律修辞变化

法律与修辞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对法律修辞的历史加以考察,可以发现,传统社会中的法律修辞侧重于文学性的积极修辞,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修辞则以理性化的消极修辞为主,与推理论证结合得更加紧密。这种修辞风格的变化,反映的是社会变迁中社会分工的专业化。而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与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并存于现代社会之中,使得不同修辞风格之间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的更深层背景是权力的竞争。     

修辞与公文写作

修辞尤其是消极修辞在公文写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能够有效地提高公文语言的表达效果。正确认识消极修辞的作用,有利于我们探索公文写作的规律和方法,提高运用修辞进行公文写作的能力。     

论法律事实的修辞论证——以“崔英杰案”为例

在司法活动中,法律事实还原的程度关系到法官的正确裁断。人们往往会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运用修辞的方式来论证这一事实还原过程。法律事实还原必然需要通过修辞来进行,使命题具有可接受性,并提供可供论证的知识,从而使得命题具有说服可能;但是修辞论证也必须围绕自然事实,即修辞存在客观不能和优化可能。修辞论证帮助我们在法律事实还原中限制价值判断的恣意,成为通向法治的通途之一。     

论法律修辞运用的范围与限制

修辞是一种说服的艺术,在法律领域中有着广泛的运用,但其运用也是受到限制的。本文就是从法律修辞运用的范围和限制两个方面进行的论述。法律修辞主要运用的法律领域里,主要包括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概念、法律事实和法律因果关系等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方面;而法律修辞所受到的限制主要在于修辞者不能突破确定性的界限,否则修辞的运用就会使得结果适得其反。     

特定修辞方法在法律文书中的应用

在法律文书中,特定修辞的出现频率不高,但却是不容忽略的语言现象。文章旨在分析几种特定修辞方法在具体文书中的应用,从而避免在法律文书制作过程中滥用修辞,做到用语规范。     

欧洲女翻译家宣言——玛格丽特·泰勒对赞助修辞的颠覆性解构

在《〈骑士伟迹之镜〉译者序》中,玛格丽特·泰勒对权力阶层强加于作为他者存在的非权力阶层的赞助修辞、尤其是对该修辞所遵循的自贬—请求—报效的逻辑,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研究其颠覆性本质、特征和意义,将为我国翻译界研究文艺复兴之初的欧洲女性翻译家的创作状况,以及欧洲女性翻译写作话语权的形成,提供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