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主义人权观的奠基与传承——纪念李龙教授

发展主义人权观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发展与人权的关系,强调发展对于人权的基础作用,将生存权、发展权视为首要人权,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体系。自由主义人权观没有准确地理解发展与人权的内涵,未能发掘二者之间的底层逻辑,因此无法协调发展与人权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人既是发展的主体,也是人权的主体,发展与人权被囊括在“人的全面发展”之中。以此为指导,发展主义人权观认为,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发展是人权的基础,人权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了实现人权目的,应将生存权、发展权视为首要人权,但这不能成为牺牲其他基本人权的理由。随着全球发展环境的变化,“以人权为基础的发展”无法论证发展的优先性和各国探索本国人权道路的合理性。应在发展主义人权观和全球发展倡议指导下,将发展视为人权的基础,构建“以发展为基础的人权”理论。     

从中国与塞尔维亚关系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设

通过对中国与塞尔维亚关系的研究,分析中塞互惠互利双边关系的具体体现、中塞双边关系对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意义,指出中塞经济互惠关系历史悠久,两大合作重点领域分别为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创新性科技项目建设。把控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在步入世界舞台中心的进程中增进国际社会理解和认同、更好地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重要举措。     

锁定脆弱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安全供给与能力建设困境

由于国家安全机制的缺位或无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安全供给出现地方化、社会化、商业化和外部化趋势。该地区国家内部的非国家行为体和来自外部的跨国行为体在不同的条件下组合,形成了碎片化、多种安全主体互补又竞争的“多元混杂”的安全供给格局,这与单一中心、自上而下的安全供给格局明显不同。在这种供给格局中,很难明确区分“国家和非国家”“正式和非正式”“现代和传统”,它们重叠交织在一起。安全供给的地方化、社会化、商业化和外部化使这一地区国家的安全能力被限制,整个国家的安全建设陷入困境,从而导致其“脆弱国家”的地位被“锁定”。由于国家化的动力不足,该地区安全供给的“多元混杂”格局短期内很难改变。作为全球“安全洼地”,中国与这一地区的安全合作空间巨大,因此可以从理念创新和实际操作两方面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     

“三大倡议”与新时期中国的中亚外交

自2021年以来,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性倡议。“三大倡议”不仅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重要方案,而且为中国的中亚外交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战略引领。中国同中亚五国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三十多年来,中国的中亚外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当前,中国应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引领,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以全球安全倡议为引领,助力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共同安全;以全球文明倡议为引领,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进而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走上更加稳定和友好的发展轨道,并保障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取得更多切实成效。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对外承包工程外派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保护对外承包工程外派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目前,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外派主要包括自有员工外派、对外劳务合作外派和项目分包外派三类用工模式。通过对司法裁判案例的分析发现,在招工、用工和维权、定责的环节中,外派劳动者的权益因非法中介的存在、违规分包转包、司法救济途径不畅、责任主体不明等而受损。针对上述困境,我国应当落实违法招工的法律责任,加强对违规分包、转包的监管力度,进一步明确外派劳动者的权利救济路径以及雇主责任的承担。     

民粹主义视阈下意大利兄弟党的崛起及其政治影响

兄弟党是一个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具有本土主义、威权主义、民粹主义和疑欧主义的特征,该党从成立到执政仅经过十年时间,足见其在本国民众中的影响力。兄弟党成功执政的逻辑在于,在需求侧,意大利经济发展长期低迷,社会生活长期受到移民冲击,这促使意大利民众产生了反移民、反体制以及回归传统价值的需求;在供给侧,兄弟党的本土主义话语、反体制话语、保守话语最能满足上述需求。对意大利而言,兄弟党执政亦无法解决意大利政治不稳定的宿弊,并会使意大利政治生态进一步右倾和民粹化;对欧盟而言,该党执政对于欧洲一体化而言是种破坏性因素;对中国而言,兄弟党领导下的政府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中意关系发展,中国应当对此做好充分应对准备。     

价值共创视角下的政策学习及其影响研究

随着价值共创实践的不断推广,一种新型政策学习模式得以诞生,为助力政策制定提供新契机。本文从价值共创的视角解读倡议联盟理论,系统梳理政策学习框架,并提炼出共创性政策学习的概念,进而构建共创性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制定结果的理论模型。以基于Wiki的政策学习平台(“我爱北京”城管维基系统)为例,剖析了共创性政策学习的过程及其与政策制定结果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价值共创赋能政策制定,成就了一种基于Wiki的共创性政策学习模式,凭借添加、修改、删除等政策共创活动,促成了政策话语框架涌现;以规模化和高参与度为表征的共创性政策学习正向影响以公共价值识别为观测点的政策制定结果,且共识发挥了中介作用;政府采取“发起”与“删除”政策议题的行为参与共创性政策学习,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由此,建议充分发挥“共创”在协商民主中的优势,重视政府的作用,着力探索一种基于共创的政策决策模式。     

政策联盟的注意力配置、互动策略与社会政策变迁 ——基于甘肃农村低保政策的分析个案

本文运用倡议联盟框架,采取访谈、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等综合途径获取数据,对甘肃农村低保政策在2006至2016十年期间的阶段变迁加以分析。研究发现:该政策过程中存在资金主管、业务主管和市州政府三个重要的倡议联盟。不同联盟因职责、专业背景等方面的差异而赋予政策深层信仰和政策核心不同的注意力配置。每一联盟都在对政策问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更好理解的基础上运用丰富多样的行动策略和手段推动政策目标的实现或政策设计的适当修正。联盟之间基于政策目标实现或政策设计修正的政策亚维度冲突对政策制定的科学与执行的有效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政策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能够一并影响各主要联盟的高级公务员协调并试图形成合理的政策方案。最后,结合个案研究对运用倡议联盟框架分析我国社会政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超越原有范式对政策过程参与主体的界定,更好聚焦公众舆论以及可以被划归为不同主要联盟的专家智库的行为逻辑对政策学习和政策过程的影响;二是超越对联盟之间竞争性冲突的原初设定,探析既有的工作分割、职业信仰特别是跨(政府)层级政策学习活动对政策变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