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与担保在我国物权法中的地位

在大陆法系一些国家的物权制度中,让与担保制度是一种由学说和判例发展起来的、以习惯法和特殊法的形态存在的担保制度,它在传统大陆法系的物权体系中很难准确定位。在我国物权立法中,无论是从动产还是不动产的担保制度来分析,现有的担保制度、现实的社会信用状况以及商业实践都在证明:中国的物权立法不存在建立让与担保制度的需求。     

公证债权文书之强制执行现状分析

正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效力的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238条、《公证法》第37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规定。在实践中,一般情况下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当事人会自动履行,除非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时,债权人可依据公证债权文书向原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申请执行证书,法院依公证机构出具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和执行证书依法审查受理该种强制执行案件。     

《民法典》第423条(最高额抵押权担保债权的确定)评注

本条明确了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债权确定的法定情形,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债权确定期间。最高额抵押权的目的在于保障债权的实现,不宜对当事人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加以限制。在当事人未约定债权确定期间时,抵押权人可随时行使债权确定请求权,抵押人可自最高额抵押权设立之日两年以后行使债权确定请求权,债权确定请求权为形成权。抵押物被查封、扣押的,应当自抵押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事实时产生债权确定的效果。债务人、抵押人被宣告破产或者解散的,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债权发生确定。在第2项情形下,若当事人行使债权确定请求权,则债权确定,在其他情形下,债权确定情形一经发生,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债权即予以固定。在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债权确定后,最高额抵押权的从属性得以恢复,可随所确定债权的移转而转让。     

中国民法典走向何方——梁慧星先生访谈实录

梁慧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杂志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法典草案的起草人之一。 问:尊敬的梁老师,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您一直活跃在中国民事法律制定的舞台上,从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出台,到《物权法》(建议稿),乃至《民法典(草案)》的制定,您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正因为此,使得您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把握得比其他人更为准确。今天,我们想耽搁您宝贵的时间,请教一些有关《中国民法典》制定的问题,不知是否可以?     

债权超过诉讼时效债务人承诺履行仍有效

2008年3月，张亮因做生意向王萍借款10T元，并写下了约定1年后还款的借条。借款逾期后，王萍多次找张亮催要借款，但张亮表示短期内无力归还。无奈下，2012年10月，王萍要求张亮在原借条上写了“上面金额与日期没还清前永远有效”的承诺。半年后王萍见张亮仍不还款，便将他告上了法院。     

应收账款质押研究

文章论述了应收账款质押的基础理论与价值演进,分析一般债权质权制度存在的价值和缺陷。阐述了应收账款质押的设立、应收账款的效力和应收账款质权的实现。并通过借鉴国外立法例,对应收账款出质债权和主债权两个债权清偿期的相互关系以及引起的法律后果进行了分析,并对风险进行了揭示,提出合理防范措施的建议,为完善应收账款质押法律制度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议。     

信托收据的权利逻辑与规范完善

信托收据制度在我国法上面临规范适用不确定、法律效力不明确、缺乏公示及对抗效力等法律障碍，与商事实践脱节严重。我国金融机构通常在信托收据合同中设置复杂的合同条款，实则系由不彰的规范现状和司法实践所导致。我国信托收据制度的完善，需要明确作为财产基础的提单等物权凭证的物权效力和证券属性、明晰信托收据关系项下的权利义务以及统筹信托收据与让与担保的法律地位。首先，在我国现行法框架中提单并非所有权凭证，而是代表间接占有的商事物权证券，其交付的特殊效力应当予以明确规定。其次，基于信托收据的担保功能和法律定位，应当将其解释为让与构造的非典型担保，金融机构应当为担保权人而非所有权人。信托收据合法化具有多方面的正当性基础，亦契合我国商法的价值判断立场。再次，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信托收据应当纳入动产让与担保范畴，并适用登记公示方式，以厘清第三人的权利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