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定分和止争为司法的目标

定分止争,是中国古典法律思想对法律功能的定义,如管仲所谓: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止争的含义不辩自明,定分则在当时法家和儒家的眼中有不同侧重。在法家观念中,定分就是确定权属关系,慎子以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予以形象说明。儒家则更强调人的身份地位上的定分,强调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     

论先秦学术的思想自觉

战国时期,由于思想自身的"突破"和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思想界出现了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从战国后期开始,随着统一帝国的即将来临,各家思想出现了互相融合的趋势,并且一直延续到汉代武帝初年。这一趋势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对思想史的自觉意识;二是站在自家的理论立场对别家思想的有限吸收;三是抛开派别之争,企图建立统一的思想体系。     

战国时期非儒家学派的《诗》学思想

战国时期非儒家的诸子各派都有各自不同的《诗》学思想和用《诗》态度。墨家将《诗》仅作为文献与史料,表现出理性的《诗》学观念;道家的《诗》学思想较复杂,他们追忆周代传统文化中的《诗》,而对旧法世传之史、邹鲁儒士和百家诸子的用《诗》则给以批判;法家对《诗》秉持直接反对和否定的态度;纵横家则表现出了明显地将《诗》作为格言警句来达到说服人主的功利心理。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诗经》学史上从未有过的《诗》学思想的分化状态,这也正是汉代学者在统一《诗》本、建立新的《诗》学体系上显得步履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先秦儒家的治国方略及其现代意义

先秦儒家诸子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治国方案，德主刑辅、礼乐教化、修身克己、为民制产、选贤任能、与民同乐是其中的几个主要方面。从总体上看．儒学是先秦儒家诸子构建和论证其治国方略的哲学基础。透过先秦儒家的治国思想。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弟子职》与先秦的学校教育

《弟子职》是研究古代礼仪和教育的重要文献，保存于《管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于”孝经类”，朱熹将其编入《仪礼经传通解》，并加以注解。《弟子职》与《曲礼》、《少仪》等有不少相通之处，但不能由此断定其为汉儒作品，它应该是管子学派教学时的弟子守则。     

《君主论》和先秦法家的政治思想比较

《君主论》中的政治观念与先秦法家思想同是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二者之间在"性恶论"、"实力论"、"统治权术"等方面有着相同点,但在其社会历史背景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上又有区别。     

法家法治思想与当今法治思想析论

法家法治思想的核心是以法治国;当今法治思想的核心是依法治国."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音近且仅一字之差,但二者本质不同.试就二者的原则区别作以辨析,以期对古代法治思想科学借鉴,促进当今法治建设健康、顺利发展.     

涉检信访问题初探

信访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 自先秦时的"谏言"起萌芽,至唐朝发展相对完备,至清朝"京控"发展至成熟. 而在现代,1971 年,《红旗》 杂志刊登《必须重视人民来信来访》一文,第一次公开把人民来信来访称为"信访". [1]从此,"信访"成为了一个有特定社会内涵并且被社会认可的专用术语. 信访是公民为维护个人或公共利益采取的有针对性的诉求活动,是公民参政议政意识的体现,是公民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达方式, 有利于国家机关及时掌握社情民意,化解矛盾冲突.涉检信访工作是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伴随着检察机关的建立、变迁、发展而不断演进,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涉检信访处置中的问题也不断凸显.本文拟从涉检信访的沿革入手,厘清涉检信访之含义,分析涉检信访处置中的问题及改革方向.     

法家的解放——以《劝学篇》引发的论争为中心

在1898年维新变法前后,中国发生了关于如何评估法家的激烈论战.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一方,出于捍卫传统纲常礼教的目的,对法家大加责斥.而以章太炎、何启、胡礼垣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坚定地为法家辩护.他们赞扬法学之善,包括法家“以法治国”的主张、富民强国的功效等,并极力反驳张之洞等人士苛待法家的言论,促成了法家在晚清的第一次解放,从而开启了法家之学在近代复兴的道路.     

作为一种理想治理之道的无为而治——基于儒道法比较的视角

无为而治作为一种理想的治理之道为先秦儒道法三家所共有,但就其内涵、根据、途径、目标等方面来说,三家又存在很大的差别。儒家基于对人的道德意志和道德能力的信心,主张以民为本,通过以君子为典范的道德教化,使民"有耻且格",实现天子垂拱南面而治的理想。道家以道为本,主张效法自然,清静自守,无为而无不为,使民无知无欲,实现小国寡民的状态。法家基于人自利自为的本性,主张以国家和君王为本位,严刑峻法,使民知法自治、畏法自律,实现以刑去刑、君佚臣劳的理想局面。无为而治对当代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有借鉴价值,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