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陈启天的"新法家主义"思想

20世纪前半叶中国曾经有过一股"新法家主义"的思潮,主要以醒狮派代表陈启天、常燕生等人为主,强调当时是一个新的"春秋战国"时期,主张实行法家富国强兵政策,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倾向。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轻重之辨

施刑之轻重是古代中国诉讼文化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商周轻重不一 ,到汉唐趋轻 ,再到宋明清之“重其所重 ,轻其所轻”之特殊形态 ,中国古代展现了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用刑轻重不定的动态画卷。与之相应 ,源自于儒法两家的关于施刑轻重的理论之争也延展开来。从理论上看 ,刑罚适用之所以总呈现出马鞍型发展轨迹 ,而不能在刑罚适中的主轴线上直线伸展 ,应归之于“势”的发展和所谓早已形成的“三国三典”理论的指导。从总的趋势看 ,与中国古代不断加强的封建专制集权紧密联系着     

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

仁爱万物之心、王道仁政之行、内圣外王之品,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理念的核心内涵。吸取其合理养分,对于我国政治伦理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礼制与法制:先秦时期社会秩序重建的两种路径

我国先秦时期处于封建社会向王权专制转向的大变革时期,社会动乱使得思想家纷纷关注秩序重建。儒家以礼制为路径,围绕正名定分、采取教化措施、通过个人修养来使人自觉遵循规范;法家以法制为路径,围绕法律刑罚、国家机构执行、通过外在强制引导人的行为。其共同开辟了秩序建立的两种路径,之后两千年王权专制统治采用礼法并用、内外结合的策略来确保自身统治秩序。今日之中国恰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秩序面临严重问题,可借鉴儒法内外结合、软硬兼施的智慧,通过建立现代价值规范、实施现代法治来解决问题。     

法家思想与法治建设

法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我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法家思想的主张也是想要建设一种法治社会,当然这种法治是一种最低层次的法治。法家思想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建设法治中国的当下是有着重大的意义与启发的,如对功利主义思想的警惕、对法秩序的追求等等。     

先秦儒家犯罪预防和社会控制

先秦儒家思想家运用朴素辩证法和早期系统论的思维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治国之道 ,其中关于犯罪预防和社会控制的思想尤为值得现代社会的综合治理用以借鉴     

以定分和止争为司法的目标

定分止争,是中国古典法律思想对法律功能的定义,如管仲所谓: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止争的含义不辩自明,定分则在当时法家和儒家的眼中有不同侧重。在法家观念中,定分就是确定权属关系,慎子以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予以形象说明。儒家则更强调人的身份地位上的定分,强调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     

解读法家法治思想

法家主张的法治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性。秦国由一个弱小的偏远小国发展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并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拉开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序幕。其间法家法治思想在秦国的有效贯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秦王朝统治中国仅15年后便二世而亡了,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太笃信法家法治思想了。法家法治思想可谓利弊参半。做好当前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关键在于立足实际、博采众长,掌握好运用的"度"。     

这些古人姓什么

孟姜女按照先秦的女子称呼,孟姜女其名在前,即"孟";其姓在后,即"姜"。"孟"在此处是排行的称谓。在古代的排行中,老大称"孟"或"伯",老二称"仲",老三称"叔",最小的称"季",孟     

论先秦学术的思想自觉

战国时期,由于思想自身的"突破"和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思想界出现了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从战国后期开始,随着统一帝国的即将来临,各家思想出现了互相融合的趋势,并且一直延续到汉代武帝初年。这一趋势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对思想史的自觉意识;二是站在自家的理论立场对别家思想的有限吸收;三是抛开派别之争,企图建立统一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