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梦想”——沈阳远大集团董事长康宝华记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是一块试金石。当它如洪水猛兽般汹涌袭来并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时候,企业的成色如何,企业家怎样面对,就显出高低不同了。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迫使美、日、德等国的一些跨国公司缩减开支,撤离中国的风电行业。但沈阳远大集团却逆势而上,加快进军风电市场的步伐,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风力发电     

用新思维处理公共事件

【案例】去年11月3日早晨,重庆市出租车全部停运,8000多辆出租车不见了疾驰的身影。原本繁忙的出租车为什么突然停运?主要是加气难、黑车多、运价低、行规费     

青春的心理文化折射与偶像剧的童话魅力

青春偶像剧以青少年为主要受众对象,可视为青春的心理文化折射载体,这种文化表达有其潜在的集体心理因素。偶像剧折射了青年期的“同一性危机”及其对压力的逃避,以情感为突破口,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及追求时尚的渴求。偶像剧创造了一个深受青少年喜爱的童话世界。     

集体协商不是涨工资而是共赢

自去年5月南海本田停工事件发生后,据不完全统计,广东发生100多起停工事件。和近期多数事件相同的是．冠星精密表链厂的工人也是通过启动集体行动——停工,争取到了有效对等的集体协商谈判。而不同的是,此次政府仅发挥调控作用,将谈判主导权交还劳资双方,冲突事件经过理性谈判得到了双赢的局面。（《南方日报》2001年12月19日）     

为了"美好生活"的治理:基于社会政策视角的工作-生活平衡研究

公共治理应及时回应新时代公众的福利需求。在工作-生活冲突日益成为影响现代劳动者福利和幸福感的新社会风险的背景下,促进工作-生活平衡是实现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广东某市城市劳动者的问卷调查与访谈数据,运用多因素定序logit模型分析了工作-生活平衡状态与劳动者的年龄、性别、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层级、组织制度安排以及家庭分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工作-生活平衡状况有较为显著的性别差异,而用人单位的支持性政策对于帮助员工协调工作-生活关系有较大帮助。基于治理理念审视工作-生活冲突:一方面应重视非物质性福利及其供给;另一方面应推动政府公共部门合理而适度地介入劳动者的工作-生活关系,通过制度供给、政策激励以及外部约束等手段,促进一个由政府、组织、社会以及家庭构成的协作体系,为"美好生活"提供一种制度保障。     

行业场域中的制度同形与企业欺诈行为研究——基于“三鹿奶粉事件”的再思考

文章基于行业场域中制度同形的视角分析了三鹿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文章认为,三鹿事件不是个案,就三鹿谈三鹿,很难形成对三鹿事件全面、科学的认识。文章从强制性同形、模仿性同形与规范性同形三方面论述了行业场域在三鹿事件中的地位,还原三鹿事件发生时整个行业的生态。     

周边需求的视角:古代东亚体系中的区域公共产品

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天下"观念为基础的朝贡体制构成了一种存在于古代东亚体系中的区域性公共产品。文章通过区域间比较的视角和方法,分析了古代中国和周边国家或行为体对区域安全和贸易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问题。从供给的角度,文章发现,古代东亚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不仅包括古代中国,同时周边行为体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之中。从需求的角度,文章指出,作为朝贡体系下的四个次区域——中枢区域、小中华区域、游牧区域和曼陀罗区域——对经济贸易和政治安全两个领域的区域公共产品表现出了差异性的需求。进而,笔者指出,周边区域行为体对政治安全公共产品的认知与需求受到文化认同与战略信任两个因素的影响;而周边区域行为体对经贸领域公共产品的需求则更多受到域外成员竞争性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深刻影响。文章最后阐述周边视角下前现代东亚体系区域公共产品的历史启示与当代意义。     

国际组织对公共养老保险改革的影响

本文采用文献法和历史分析法,研究了国际组织在不同阶段对各国公共养老保险改革施加影响的途径和方式,尤其是国际组织在我国养老保险"统账结合"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平台型治理:内涵、缘由及价值析论北大核心

平台型治理是公共部门在治权开放共享的基础上利用多边(双边)平台的空间、资源与规则,联接相关利益群体以促进他们之间互动合作、相互满足并创造公共价值的治理模式。平台型治理为公共事务共治提供了操作框架,为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与开放式创新提供了空间、渠道、工具和机制。平台型治理模式是平台时代、合作治理时代、全球化3.0时代、信息时代、创新2.0与政府2.0时代的产物,也是走出治理困境、推动治理现代化的需要。重视和加强平台型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问责型治理及其生长空间

问责型治理生成的根源包括三个方面:治理的内在属性、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世界的发展经验。根据参与治理的主体,问责型治理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的类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问责型治理,社会力量主导—政府参与的问责型治理,政府—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问责型治理。问责型治理的生长空间由问责型治理生长的动力与阻力之间的对比决定。当前,中国问责型治理成长的动力包括党纪党规制裁更严、体制机制配套渐好,民众维权意识日增;问责型治理的阻力包括对权力的制约仍然乏力,对责任的担当仍然不够,对治理的践行仍然模糊。为了推进问责型治理的成长,应该从进一步培养问责型治理成长的动力和遏制问责型治理的阻力来着手,具体来说,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培育问责的文化氛围、加大问责的执行力度、完善问责的配套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