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驾肇事案件的类型化及其司法认定

近年来,以"孙伟铭案"、"张明宝案"、"黎景全案"和"王卫斌案"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酒驾肇事引发恶性交通案件在我国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这些酒驾肇事案件的刑法定性问题也成为民众和学界关注的焦点。以"孙伟铭案"为例,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孙伟铭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基于外资并购谈国家经济安全审查法律制度的构建

本文提出了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分析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质及其风险要素。在归纳外资进入我国的新动向、外资并购我国本土企业的新问题的基础上,揭示出外资并购中的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风险。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立法现状及其缺陷进行了梳理,分析、归纳了世界发达国家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制度的成熟立法经验,提出应基于外资并购实际,制定独立的、高位阶的我国国家经济安全审查法律制度"基本法",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安全审查法律制度体系。     

醉酒驾车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以成都孙伟铭案为切入点

在定罪中,主要根据醉酒驾车行为是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人在主观上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还是间接故意,来决定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在量刑中,对以间接故意实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醉酒驾车被告人,即使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极坏,由于系间接故意犯罪,一般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符合自首的两个法定条件,应认定为自首;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属于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应结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从轻以及从轻的幅度;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同样需要结合案件情况慎重地把握,充分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河北加强应急避难设施建设逐步提升避灾防灾能力

河北省地理位置特殊,是自然灾害频发的省份,历史上曾发生多起大地震,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随着经济建设发展,城镇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和建筑高度密集,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日趋严峻.加快完善全省应急避难场所的规划和建设,提高城市综合防灾能力,减轻灾害影响,是当前河北省安全发展的迫切需要.为更好适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的新...     

重大突发事件预警与应急处置机制研究

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我国已经步入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期,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公共安全保障基础薄弱与高速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各种不安定因素增多,导致各种突发事件的发生频率、速度和影响不断增加。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要保证社会稳定和发展,就必须对引发社会问题的社会偏离现象进行有效的预警,就必须对妨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社会问题加以防范和治理,治安预警系统是试图通过对引发或放大事件的各种社会成因施行监测、度量和分析,从社会现象的征兆做出评价和预测,并及时作出报警,指导人们有效地进行应对。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是从事公安科学技术研究,为公安业务部门和社会公共安全领域提供技术、产品、工程和服务的综合性研究所,业务覆盖普用通信与指挥、特种苦用装备、安全防范与苦用信息集成、信息安全、安全检查、证件与防伪、标准化与检测等领域。50多年来,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始终坚持服务公安业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现状及对策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是我国城市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提高,我国社会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加,城市公共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章对新时期我国公共安全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问题的应对策略,以指导我国城市安全管理工作顺利进行.     

社会治安防控与政府应急管理协调研究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与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从属于社会公共安全体系,两者不仅在内容上存在交叉,而且都具有社会控制的本质,这决定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与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在理论上具有协调的必然性,在建设和运行中具有对接的必要性。实现对接的路径包括:从应急管理的层面提升治安防控的层级,以治安防控体系夯实应急管理的社会基础,以治安防控平台充实政府应急管理体系。     

创新社会治理的思考

当前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而且有助于增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创新社会治理,要从观念上完成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公安工作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的关系及实现方式

正强化公安机关执法的规范化,是公安机关参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第一要务,也是界分公安机关中央事权和地方事权的关键所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在地要求公安工作中央事权的规范化与地方事权的法治化。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公安工作除中央事权之外,是否存在地方事权?换言之,公安工作的地方事权是否具有合理、合法存在的依据?公安工作以中央事权为主体,并不排斥公安工作的地方事权。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