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法庭审判中证据的判断与运用

刑事庭审是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而对证据的判断和运用则是刑事庭审的核心内容,因此讨论刑事法庭审判中证据的判断与运用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对基本的证据理论问题作以必要的辨明与解析,以消除长期存于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错误认识.其次,在程序设计上,应当构建科学高效的法庭质证和认证程序,并增设独立的证据异议和证据监察程序.再次,法官应当当庭认证,并对证据的判断与运用标准和依据向利害关系人作公开而充分的解释说明,防止暗箱操作,维护审判的公正和司法权威.     

公开性是实现党员知情权的前提条件

高兰发表文章认为，公开性是实现党员知情权的前提条件。这里应纠正过时的保密观念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过时的保密规则。过去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党组织召开各级代表大会、委员会、常委会以及各种工作会议，都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以适应阶级斗争和战争条件的需要，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些保密制度长期沿袭，也在党内形成一种神秘封闭的氛围，似乎这种神秘和封闭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而在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客观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公开性与过时的保密观念以及保密制度形成尖锐的对立。新时期党的各种会议讨论决定的问题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的问题。讨论～般问题（特殊敏感、国家安全等机密问题除外）的会议过程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神秘，更无须对党员保密。而应该向党员敞开会议的大门。允许党员自由旁听．了解会议的全过程。党员的知情权不应仅仅局限于让他们知道或“早知道”会议决定的结果，和让他们怎样去贯彻执行决策，他们也应该有权利知道他们的委托人——领导，是否表达了、怎样表达了党员的意志，也很有必要通过旁听会议来了解他们的委托人讨论问题、提出意见、参与决策的水平和能力。任何监督都必须以知情为前提。监督主体不知情，与监督对象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称或少于监督对象。     

RIGHT TO INFORMATION： AN ARDUOUS JOURNEY FROM BRITISH RAJ TO INDEPENDENT INDIA

Democracy is the axis of Indian polity. It requires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in every sphere of country＇s governance. Right to Information is the core of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It is not only a lifeline but also an acid test for an alive and vibrant democracy. After a long battle against ＂secrecy-regime＂, Right to Information found legislative sanction in the year 2005. But, the task is not over; because it is not easy to sensitize people in power to do away with the century old colonial legacy of ＂secrecy-regime＂, which helped them to play safely, just by enacting a single piece of legislation. Both political parties and bureaucracy are not accepting the norms set by the Act whole heartedly due to this reason. They often gang up to scrap the Act as well as the decisions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Massive effort is, therefore, required from every quarter of the society including all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o adopt the policy of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by putting themselves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Act. Only then we would be nearer to the goal of Gandhian concept of ＂Swaraj＂ and     

非法集资罪司法解释若干问题探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0)对我国非法集资行为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但仍然存在一些理解分歧,给司法实践认定非法集资罪带来困惑。针对该解释的规定,对非法集资中"社会公众"、"公开性"以及集资诈骗罪中特有的"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探讨。     

论我国《刑法》中的“内幕信息”

内幕信息是指对证券、期货交易活动具有重大影响且尚未公开的信息。内幕信息的特征和认定标准应当是两个,即未公开性和重要性。未公开性的认定应当采取形式公开为主、实质公开为辅的标准,根据"两高"最新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中的"内幕信息形成之时"和"内幕信息敏感期"认定公开时间和公开方式。重要性的认定应当由完全的"客观标准"向"主观标准"为主、"客观标准"为辅的主客观结合认定模式转变。"相关性"和"确定性"不是内幕信息的特征和判断标准,它们内在地被消解、融汇在重要性判断中。依循权力分工、制衡的法治精神,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界分决定了在行政犯(罪)领域,行政监管机关对内幕信息内容和性质认定的行政性判断应当从属于司法机关的司法性判断,司法机关的司法性判断应当具有独立性和终局性。     

公开更透明 履职更精彩——诸城市人大常委会提高工作公开性和透明度纪实

2011年春夏之交,＂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办理追踪＂专栏在诸城市电视台新闻时段推出,该市人大常委会以每周一期的方式,向公众滚动报道议案建议办理情况……与此相对应,两个月后该市代表议案建议办结率由38%提高到了83%。     

量刑公正及判断标准

量刑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体现,但何谓量刑公正却取决于判断主体对公正本身的理解和对量刑复杂性的认识程度。由于公正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因此,判断量刑是否公正,也须从合法性、合理性、量刑结果的可接受性和程序的公开性等多侧面进行。     

关于公司章程的几个法律问题的初探

作者试图从公司章程的公开性入手，针对我国公司章程在形式上的缺陷，指出我国应该完善形式体例，然后对公司章程的性质、记载内容以及章程的制定权等作出初浅的试探性分析。     

吴学安：重大立法实现公开辩论值得期待

在公民社会中，制定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公开征集民意、开门立法都不可或缺。一方面，开门立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经过公开、充分乃至激烈的公共讨论与利益博弈。虽说，身处网络时代人们可以比较方便地发表和提交自己的意见，但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意见被征集上去以后会受到何种对待与处理，也不清楚这些意见最终能对法律、政策的制定或修改起到什么作用。也就是说，相比征集意见的公开，讨论与博弈的公开性仍显不足。另一方面，开门立法过程需要公众彼此之间的广泛交流。由于各自所处环境不同，每个人的看法都可能只反映了一定的视角，可能会片面、有偏差。每个人都不仅需要表达自己是怎么想的，同时也需要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特别是那些与己不同的、相对立的想法是什么。这就需要广泛交流，通过交流纠正偏差，形成共识。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中内幕信息非公开性标准探析

内幕信息界定是认定某交易行为是否构成刑法第180条关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关键,虽然《刑法修正案七》于2009年对《刑法》第180条进行了修订,但修订后的刑法中关于此罪的规定很少适用,这与日益严重的证券犯罪现实形成鲜明对比。造成这一原因在于刑法依托的法律、行政法规对内幕信息的认定标准上存在缺陷,本文试借鉴英美法的理论,立足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对内幕信息中的非公开性标准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