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

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中苏同盟破裂过程中中国有关政策的研究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强调毛泽东个人的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各种因素中,“领导人(也包括苏联领导人)个人因素是最主要的”。其二是有关的论著证明,以往将毛泽东改变对苏政策主要归结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     

特朗普冲击下日澳关系的新发展及其限度

近年来,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外交、防务、经贸和地区事务上的合作都呈现出稳步推进的态势。特朗普冲击无疑是推动日澳加快合作步伐的重要外在因素,但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具有稳定的内在驱动力,集中体现为促进经济互补的需要、防范地区权力转移的潜在风险、延续对其有利的区域秩序以及实现各自所重视的政治目标。然而,由于两国在深化安全合作关系上面临着诸如国内政治博弈、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差异,以及稳定对华关系的不同诉求等多方面因素的掣肘,日澳在短期内实现军事同盟化的可能性较低。     

美国同盟体系的裂痕与困境

<正>在北约进化为带有后现代色彩的安全合作机制时,欧洲却出现了传统安全威胁。当美国想把亚太同盟体系升级为赢得大国竞争的工具时,亚太格局又不具备泾渭分明的冷战式对抗的条件。9月4日至5日,2012年芝加哥峰会之后的首次北约峰会将在英国新南威尔士举行。英国常驻北约代表亚当·汤姆森此前对媒体表示,在乌克     

日本民主党对外战略方向评析

日本民主党对外战略在经过三届内阁的摸索后最终明确了方向。新战略不仅体现了民主党主流派的意志,也表现出对自民党政策的高度继承性,说明日本朝野围绕一系列重大问题已经形成共识。从内容看,新战略以获取政治安全利益、分享经济红利为主题,实施多元化布局,并以中美日三边对话为核心机制。新战略以一系列长波因素为基础,因而具有持续性、总体稳定性,方向不会逆转。美国因素将持续发挥推动作用,日本政局、财政状况可能影响到战略展开的节奏与力度,对华负面心理若遇偶发因素刺激或将导致脉冲式政策反弹。     

美巴同盟再次站在十字路口

由于缺乏共同目标与战略互信,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经历了三亲三疏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在巴基斯坦谢里夫政府上台,及美国即将结束阿富汗战争之际,美巴同盟何去何从又一次面临重大抉择。双方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维持低水平同盟关系,但发展空间仍有限,且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     

日本新安保法对日美同盟的双重影响

日本新安保法是其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制度依据,在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原则同时,也对日美同盟的走向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新安保法为增扩日美同盟的行动范围和功能提供法律支撑,使其成为落实日美安全战略理念的平台和亚太安全网络体系的核心;另一方面,日美因各自战略利益及对国际安全干预的成本承受能力等不同,两国在同盟框架内出现错位和互不协调。新安保法可能会在盟国、国民和地区他国三个层面削弱日美同盟的依托基础。日本新安保法无益于地区安全,也无助于维护地区势力均衡,却可能会成为地区冲突的推进器。     

杜特尔特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及其影响

近年来,围绕南海问题,菲律宾与中国之间摩擦不断.2016年6月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调整了对华政策,新政策表现出务实性、独立性以及大国平衡性三大特点.这一政策调整是在菲律宾政府对华外交陷入僵局、国内南部恐怖组织与分离组织势力猖獗、国家社会经济亟须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同时带有杜特尔特的实用主义外交迹象和个人特质.这一调整对南海争端及亚太战略格局正在产生重要影响.     

美日同盟中的自主——安全交易研究

美日同盟在自主-安全交易基础上建立,之后由于两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美日的自主与安全诉求也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双方不断通过自主-安全交易协调利益。联盟成员的实力是自变量,其引起成员国自主、安全选择的变化为因变量,以此为基础,本文预设了美日联盟中自主-安全交易的三个问题假设:(1)日本自主扩张倾向明显,挑战自主-安全交易;(2)美国纵容日本自主扩张,调节自主-安全交易;(3)利益重合性是联盟自主-安全交易的基础。本文对这些假设进行了验证,总结出了非对称性联盟内国家自主-安全交易的一般逻辑。美日同盟得以不断调整并深化发展的原因不仅仅是美日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选择,更是美日之间互动交易的结果,美日通过自主-安全交易各取所需。     

谈日本军事政策变化对军费开支的影响

日本的军费开支是其军事政策变化的睛雨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日本军事政策的变化对其军费开支情况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走上军事大国之路，军费开支向后方建设和科研费倾斜；军事政策由守转攻，正面预算比重加大；完成周边突破，军费投入倾向于高技术武器装备；战略方向调整，军费投向侧重于海、空力量；发展日美同盟，刺激了军费的增长。本文对这一时期日本军费规模的变化和结构的调整作了历史和现实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