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福”是哪五福

<正>五福的说法出自《尚书·洪范》,说五福是: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好德、五曰考终命。说白了,五福就是一要长寿,二要富贵,三要身体健康、心灵安宁,四要生性仁善、宽厚宁静,五要善终,预知自己的死期。这的确是至理名言。现     

耿介义士朱晖

朱晖,生卒年不详,字文季,南阳郡宛县(今河南南阳市)人。东汉大臣,历经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四朝,曾先后任郎官、郡吏、东平王掾属、卫士令、临淮太守、尚书仆射、尚书令、骑都尉。朱晖出身世族,卒业于太学,行为举止合乎礼法规范,深受儒者赞扬。     

贵州遵义——传奇之城

“遵义”之名出自《尚书》“无偏无陂,遵王之义”。遵义是一曲古老的歌谣,2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桐梓人’用火点燃了遵义历史的进程。它在秦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的交相辉映中缓慢前行,土司制度的千年兴衰使它深沉内敛;遵义会议的光芒把它推到史册中闪闪发光;固酒茅台让它享誉全球。     

“五福临门”指哪“五福”

正"五福临门"现在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成语了,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五福"指的是哪五种福。那么"五福"到底是指什么呢?据《尚书·洪范》记载":五福",第一福为"长寿";第二福为"富贵";第三福为"康宁";第四福为"攸好德";第五福为"考终命"。"长寿"是长命不夭折而且福寿绵长。     

儒禅相通：韩愈与大颠关系的实质

本文通过对韩愈《与孟尚书书》的研究，对韩愈贬潮前与众多僧人交往历史的研究，对韩愈与潮阳灵山寺大颠和尚的密切关系作了深刻的剖析，认为韩愈贬后结交大颠，是他能够正确区分天竺佛教与个体僧徒两种不同对象的一贯做法的继续，其实质就是儒禅相通。这是目前对韩潮关系认识上．认为韩愈“悔过妥协说“、“前后矛盾说”、“爱才说”、“反佛策略说”等几种说法之外的“儒禅相通说”。值得重视。     

论“诗言志“观念产生于西周之初

"诗言志"的观念至迟产生子西周之初,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就一直沐浴着它的光辉.所以这样说,原因有四(1)"诗言志"三字的被记载与"诗言志"观念的产生并不是一回事;(2)设有"诗言志"观念的产生就没有孟子的"以意逆志";(3)<左传>所言乃"诗以言志",读为"<诗>以言志"是不正确的;(4)"志"即"诗","诗"即"志","诗"就是依据"志"字造出的.     

论唐代三省制的形成与消解

通常认为,唐代的三省制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成熟的标志。本文在分析唐代三省制的建立、破坏和消解过程的基础上,认为唐代三省制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在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下,任何行政分权都是不可能的;在任人唯亲的人事制度下,三省制无法保证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三省之间互相制约导致政治系统内部的严重内耗,造成行政效率的低下;中央决策的"人治原则"造成决策和执行的脱节。     

孔孟倡导“三年之丧”的政治目的和文化考量

"三年之丧"原本只有少数东夷贵族在先周时代间或实行。夏人应行"七七之丧"。西周官方则行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二月之丧,但亦称为"三年之丧",可见"三年之丧"后已成了传统丧礼的通名。晚周礼崩乐坏,甚至连最守周礼的周国鲁国都不再实行"三年之丧"了。孔孟反复倡导"三年之丧",甚至说此乃三代"自天子达于庶人""天下之通丧",主要是为了托古改制,其政治目的有二:一是帮助新君利用血统上和宗教上的合法性,通过漫长丧期的逐步过渡,最终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从而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二是在社会失范、君臣失序的晚周时代,通过倡导传统丧礼,进而倡导孝道忠道,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让天下重归安宁。其文化目的则是,保存先进的华夏文明,避免华夏诸族蛮夷化。     

清廉源自亲民

<正>清康熙朝的张伯行,享有"天下第一廉吏"的美誉。他曾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官做得挺大,却能身居高官而秉持清廉。《新世说》载,在地方当官20余年的张伯行,每到一地,总是轻车简从,不带家眷赴任;每天吃用的米麦菜蔬,一布一丝,甚至推磨的牛、碾米的石碾,都从兰考老家运往任职之所,不沾当地一丝一毫。有次无锡县令     

古代的“禁奢令”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对奢靡产生的危害历代统治者也有一定认识,颁布过许多“禁奢令”。以令禁奢中国传统思想一直主张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尚书》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左传》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唐代诗人李商隐则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进行总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