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为“中国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发展的难点在哪里,改革的突破口就在哪里。金秋时节,55岁的谭业君坐在自家炕头,乐呵呵地翻看着几本略显发黄的账本。这位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种粮大户,从2000年开始记录家庭全部收支情况。12年的记录,见证了一个东北农户的增收路。"以前是负数,取消农业税后日子就好过了,再也没出现过负数,去年收支相抵节余46158元。"今昔对比,这位老农脸上堆满憨笑":原来要往外拿钱交‘皇粮国税’,现在国家每年补贴2170元。"取消农业税,标志着中国施行2600多年的农业税赋体制的终结。     

由有为到无为:取消农业税后村庄治理逻辑的变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干部权力逐步弱化,尤其是在取消农业税后达到了最弱。由此村干部失去了介入农村社会的积极主动性及途径,村庄管理处于"无为"而治。村干部争选的逻辑是权责利的平衡,通过村民自治制度的长期实践,政治民主导向下的村官争选已相对平和。村治变化源于取消农业税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使得村民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而不再受故土乡情的牵制。目前,村治模式呈"喜忧参半"态势。     

中国与WTO

WTO候任总干事素帕猜应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之邀，最近在广州白天鹅宾馆作了题为“中国与WTO”的演讲。他透露了中国入世的七项承诺：     

“返乡潮”之后的基层治理之二:调查:710位乡镇“一把手”的心声

阅读提示"农民工返乡潮"对乡镇基层政权治理提出了怎样的新挑战?乡镇干部如何应对?乡镇干部们在忙什么,在担忧什么?乡镇干部直接面对广大农民群众,处于农村改革     

解析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职能转变——从行政生态学的视角

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必须与行政生态环境相适应。在当前全面取消农业税的行政生态环境下,必须加强对乡镇政府职能的研究,这就要求对乡镇政府职能进行重新定位。     

从“催粮要款”到“粮食直补”

1994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乡镇工作。那个时候,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在乡镇只有两项工作,这就是收公粮和抓计划生育。一年有大半年的时间是"催粮要款"。除了农业税,还有教育附加费,乡统筹、村提留等"三提五统"。     

一起群体性抗税案的启示

高家岭镇积谷村地处我县中部，共有村民１５００余人，均以务农为主。然而自１９９８年年底以来，高家岭镇积谷村多次发生群众拒交农业税、围攻乡村干部和税收人员、非法集资赴省进京上访及冲击国家机关等群体性事件，致使积谷村三年以来的农业税无法征收，给高家岭镇乃至全县农村工作的正常运转和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县委、县政府对此事件极为重视，自１９９９年以来先后六次派出县乡工作组赴积谷村入户宣传政策，梳理和解决问题。但由于积谷村以李雄太等少数几人为首一直公然与政府对抗，教唆、煽动群众抗交农业税，使这一事件愈演…     

事关苍生的那些改革

改革一直在继续,今天的生活好与不好,都与改革密切相关,民众在从改革中收获红利的同时,也对改革寄予期望。民生"蛋糕"不断做大10年来,当"民生"主题凸显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核心后,围绕"民生"的改革得以不断推进。     

文崇区清退分流一刀切

“1996年乡下达村的农税是75533元，而村下达到农户的农税是80346元。砍掉多下达的4813元。”     

趟过“最后一公里”“深水区”

我们下基层时．一位基层干部说：现在农业税取消了，“三提五统”没有了．乡镇干部没有必要驻村了。正当以整风精神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时，群众有那么多事需要解决，他的话让我们感到震惊。面上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触及到思想深处的时候，解决起来就比较难了．这就是要解决好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深水区”问题．如何趟过这一“深水区”呢？进行“最后一公里”问题大排查．真正把问题找出来。广大基层干部要坚持逐家逐户走访．耐心地听取意见，这样才能把问题找全面：要注意征求意见的方式方法．创造让群众想说、敢说、会说的环境，这样才能把问题找实在；要放下架子，拿出诚恳的态度，这样才能拉近与群众的距离．真正做到心贴心．群众的心里话说出来了，问题也就真正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