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刑诉法实施的状况看防止冤假错案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冀祥德

新刑诉法自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至今已经一年有余,在这一年里,其实施状况如何,是否存在问题以及存在哪些问题等,都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因为这不但关系到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还关系到刑诉法的进一步完善,更关系到当事人诉讼权益和其他合法权益的保护。     

徐明清“包庇”江青案的前前后后

这是一桩离奇的冤案。“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之流制造了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此桩冤案却是发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而导致这飞来横祸的竟仅仅是一份延安时期写的证明材料。     

从赵作海案所想到的：迫切需要实现司法观念的现代化转变

当赵作海冤案继佘祥林冤案后又一次出现时我们迫切需要改变传统思维模式,重塑现代司法的新观念：必须从重实体之法轻程序之法经过并重再到尤重程序之法的历史性转变;必须要建立起现代刑事法律关系的新概念;必须从满足＂几个基本＂的要求到＂排除任何合理怀疑＂的转变,刑法理论和刑诉理论上所提倡的＂疑罪从无＂原则本来与＂超越任何合理怀疑＂原则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理应予以坚持贯彻;消除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避免公民个人的不幸是防止民族悲哀、雪洗国家羞耻,也是预防引发其他社会矛盾的必要条件,我们每一代人特别是每一个有职有权的人都有责任避免这一现象的出现。     

胡耀邦正确处理信访大潮

正1978年至1979年是我党平反冤假错案的关键年头,然而不少地方平反冤假错案的行动迟缓。部分地区和单位衙门作风、官僚主义严重,无视群众疾苦,互相推诿。有些机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1979年夏秋之际,北京骄阳似火,中央机关各部委门口挤满     

陈云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陈云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粉碎四人帮、党和国家的历史出现重大转机的时候,以对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与邓小平等党内其他同志     

解放思想的先驱——任仲夷

30年改革开放征途中，广东不乏解放思想的先驱、锐意创新的闯将，任仲夷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从为张志新烈士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最早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因其“思想特别解放”而被邓小平同志“点将”，主政广东“敢为天下先”，再到退出领导岗位后为政治体制改革大声疾呼，任仲夷的思维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尽管有时遭到质疑和排斥，但是他凭借“排污不排外”的睿智、“扶持不压制”的开明、“明哲不保身”的担当，     

新形势下刑事冤错案件赔偿的法治化进程

近年来，国内相继出现的冤假错案、重大无罪处理案件（以下统称冤错案件）以及后续刑事赔偿问题成为社会热点。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多次强调要紧紧围绕习总书记提出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改进司法工作，坚决防止和依法纠正冤假错案，更加重视和全面加强国家赔偿工作，增强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信心。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社会各界特别是司法界不能不对司法体系的运作进行深刻反思，究竟是什么制度环节的错漏使得此类人伦悲剧发生，究竟需要什么样赔偿制度抚慰受害者创伤，避免“二次伤害”。     

公民陪审团制度：减少错案发生的良药

余祥林、胥敬祥、聂树斌、杜培武……如果我们愿意，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他们有的已经屈死。有的侥幸逃生，他们都是中国法治进程中不健全的法律体制的牺牲品。如何防止冤假错案再度发生。是司法界乃至全社会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众多学者对错案发生的原因以及防错机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们力图用精巧的程序设计以及诸多配套措施来防止错案的发生。李肖霖律师认为启用公民陪审团制度，使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案件的性质和重要证据的采用与否进行决定性的表决。可以斩断人们进行关系的运作和对权力的追求，并在全社会确认道德和良知的力量，从而实现司法公正．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春华秋实忆仲夷

“文革”结合后，任仲夷先后在辽宁、广东任省委第一书记，口碑极好。在其任职期间，力主平反冤假错案，积极开展市场经济试点，坚定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热切推动中国经济改革。     

论刑事冤假错案的防范

1995年石东玉案2000年杜培武案,2003年张氏叔侄案,2005年佘祥林案,2010年赵作海案,2010年李怀亮案等若干个刑事冤假错案不仅使被冤屈者丧失自由甚至生命、家庭破裂,也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和法治权威,而且激化了社会矛盾。故此如何防止与纠正冤假错案问题在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大背景下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本文针对刑事错案的原因提出几点防范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