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冤假错案与权利救济:1978～1982

廿三年来,改革开放的国策已成为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主流,改革开放也成为社会主体和社会进步的主流话语和意识。回眸这一段尚不算久远的历史,梳理这一时期社会变迁过程的变革因素,有必要对发生于1978～1982年期间全国范围内的冤假错案的平反运动给予正确的评价和足够的重视。从法学角度透视冤假错案平反运动,就是要借助于权利救济理论,审视权利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生成和发展。     

无奈法官

我心中有两个具体而又模糊的群体形象,在采访、编辑这一组稿件时,它们时而清晰定格到某个相识的人身上,时而混沌不堪,不知能用什么样的词语描述:一个,是那些或已经认定或更改遥遥无期的冤假错案的受害者们,他们在孤独无助中苦苦寻求、等待、渴望着公正的降临,有的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另一个,是那些执掌审判权的法官们,他们轻描淡写或苦恼不已地对我诉说自身的困境和无奈,末了,依然要投入一个接一个案件的审理,同样以身心的付出为代价.     

“案情有疑点搞个死缓算了”

防止冤假错案。不仅应坚守“无罪推定”等司法理念、贯彻司法独立精神、强化监督落实问责，更应置于保障人权的视角下审视。保障公民最基本人权——生命、安全和自由，既要防止来自个人暴力的侵犯。也要阻止来自国家有组织的非法暴力。     

切实树立“疑罪从无”的刑事司法理念

<正>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依法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刑事司法活动的基本任务。但由于刑事司法"事后证明"的特点,特别是受制于人的有限认识能力、侦查技术手段等多方因素,古今中外冤假错案都难完全避免。所谓"准确查处案件真相",更多反映的是刑事司法活动的目标与理想。实践中,现代国家强调的司法正义更侧重关注的是"程序正义",即诉讼程序的正当性和裁判过程的公平。"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基本原则中所称的"事实",强调的是"法律事实"或"证据事实",而并非客观真实事实。     

博弈刑诉法

十余年间，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赵作海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相继曝光，不断拷问着中国刑事司法的痼疾。《刑事诉讼法》存在的问题一再被审视。     

司法公信：被损害和被猜疑

近年来。我国司法领域出现多起社会影响广泛的冤假错案。最近媒体陆续披露的就有浙江张高平叔侄杀人案、河南李怀亮案、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等。仅在河南，2010年“赵作海案”发生后，又相继出现“时建锋天价进费案”“智障人吕天喜抢劫案”“眼花法官”等几起错案。     

筑牢心理防线 避免冤假错案 访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

冤假错案的发生不但和司法的程序、机制和体制有关,还和司法人员的心理、理念和司法行为习惯等颇有关联。只有深入了解了冤假错案发生的各种主客观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在最大限度内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从冤假错案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缺陷

近些年来，出现了不少令公众哗然的冤假错案。一方面，冤假错案的产生是由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导致的；另一方面，尽管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已经有了许多进步，但作为统领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基本法它仍然还存在一些问题，对于预防冤假错案的产生以及救济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公平正义是司法的基本价值要求，如何完善刑事诉讼以及相关司法活动，尽量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关注的问题。浙江省在防治冤假错案方面有独到的经验值得加以发展与借鉴。     

贪官为何少冤枉

何谓冤案?东汉王充语,"无过而受罪,世谓之冤"。千古奇冤莫须有、六月飞雪窦娥冤,甚至构成了中国人精神文化图谱的一部分。虽然从古自今,冤案形形色色,但其中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历朝历代,贪官都少有冤枉的。共和国一个多甲子历程,纠正的冤假错案也不少,但查办的贪腐案件,可以说都基本经得起人民和时间的检验。为什么"贪官少冤枉"?这里面有国人"恨贪"的文化心理因素,更是由贪腐案件自身的特点决定。     

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在广东

在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今天,我们更加深切缅怀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习仲勋同志。从1978年4月初到广东,到1980年11月赴中央工作,习仲勋在广东工作了两年八个月。他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刻不负重托,平反冤假错案,大胆探索,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海陆丰反彭湃烈士惨案震惊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