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开庭死刑复核从秘密走向公开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曝光,引发了百姓的热议．也有不少人在反思我国的死刑复核制度：以往,90％以上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法官只是根据被告人和律师提交的书面抗辩材料判案．律师与被告人没有当庭辩论的机会,这种粗糙的审案程序往往挡不住冤假错案的发生。     

胡耀邦：毛主席批的案子错的也要纠正

1977年12月，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全国各个领域开始了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几十件影响巨大的冤假错案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得以平反纠正。     

刑事司法改革的新举措——评《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连日来，河南赵作海冤案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随着赵作海被无罪释放并获得65万元的国家赔偿，遣起冤案才逐渐落下帷幕。冤假错案，这个刑事司法界最棘手的问题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上演着。从此前的云南杜培武“故意杀人”案到佘祥林“杀妻”案，再到至今还未讨到说法的河北聂树彬案，诸多的冤假错案轮番登场，     

“文化大革命”后参与上海落实政策工作中难忘的人和事

（王树奎，出生于1935年8月，原上海同济大学纪委副书记．1982年1月至1991年先借后调入市教卫党委组织处，分管复查历史老案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工作。1995年退休。）     

言论广场

朱孝清 可考虑让律师在看得见听不见的地方监督讯问 前几年，重大冤假错案大多是因为刑讯逼供，而刑讯逼供造成冤假错案和我国证据制度的缺失有很大关系。为此，如何遏制刑讯逼供，司法部门要首先考虑完善一系列相关的证据制度。检察机关除了对职务犯罪嫌疑人实施同步录音录像之外，还可以尝试扩大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范围，如讯问命案、强奸案等重大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时，也可以考虑实施同步录音录像。此外，还可以考虑让律师在“看得见、听不见”的地方，对司法机关讯问行为进行监督。     

康生凭“相面”定案二例

“文化大革命”成就了一大批诸如康生之流的反动人物，他们凭借着自身政治地位和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在全国范围大搞“逼、供、信”，使无数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劫难。为了达到“改朝换代”的政治目的，康生等人恶意编造谎言、迫害大批党政干部。在这段暗无天日的时问里，许多人体会了政治的可怕，也有许多人捞取了政治资本。而康生属于后者，他与江青等人勾结，在文革期间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在大量冤假错案的背后，有康生草菅人命的特有手段——“相面”定案。康生定案诬陷干部，不需要任何材料，他只需要自己的感觉经验就能判断被审者是否是“叛徒”。这种荒唐的定案方法集中体现在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逸伦两位同志身上，他们就是这样被诬陷的。     

湖西“肃托”事件始末

湖西“肃托”事件是1939年发生在山东湖西地区的一起在全党有着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肃托”事件在所谓“肃清托洛茨基匪帮”的名义下，使湖西大批党政军干部被捕、被杀，严重损害了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突发群体性事件防治与防范机制的构建

信访与上访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意义不同,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但人们往往在很久以前才能看到信访,现在则大多数是上访了。对于上访问题,有日益严重的趋势,上访的实质在于一些单位和     

如何撰写不起诉决定书

不起诉是起诉裁量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对于侦(调)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不同,依法作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充分发挥诉前主导和过滤把关作用的重要体现,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具有积极意义。不起诉决定书是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书面载体,是检察机关依法作出诉讼处理决定的法律文书,具有终止诉讼,不追究或免予追究被不起诉人刑事责任的法律效力,其客观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司法公信力的实现。     

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天津

<正>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起点,天津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天津市开展了揭批查斗争。但由于当时的市委主要负责人"捂盖子",致使天津的揭批查斗争冷冷清清。1978年5月,党中央决定直接解决天津的问题,召开了天津汇报会议。6月,党中央决定对天津市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市委领导班子带领全市干部群众,深入开展揭批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