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德交往二三事

今年5月、8月.德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相继访华,先有近代中德教育合作的样板同济大学百年庆典,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到访,后又有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华为中德建交35周年庆祝和"德中同行"系列文化活动助兴,中德两国的关系在平稳发展中显得更为活跃和密切.尤其是克勒总统在同济大学发表的题为"同舟共济"的演讲,被一些媒体评论称"透露了对华政策的新思维".     

涉外非婚生子女准正及其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涉外非婚生子女准正的法律适用的立法主要有同一制和区别制两种形式,而目前则呈现出采取促进身份关系确立的选择性多边冲突规范的趋势。我们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完善我国涉外非婚生子女准正的法律适用制度。     

论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重构

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规定不仅存在着许多疏漏 ,而且有关规范还存在着内在的矛盾 ,以至理论和实务中分歧众多 ,远未达成必要的共识。为实现对第三人的程序保障和诉讼经济的双重目的 ,应重新构建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适当方案 ;提出准独立第三人概念 ,把准独立第三人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中分解出去 ,同时可以保留真正意义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为第三人进入诉讼提供更多的程序选择机会。     

论管制征收构成标准——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为中心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33个管制征收案件时主要采用是否属于物理性侵占、是否属于经济利益互惠、财产权行使是否构成对公共或他人的妨碍、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对财产价值的影响程度五类标准。管制征收构成标准的体系构建,需通过对五类标准进行形式与实质递进式的双阶层划分来实现:是否属于物理性侵占、是否属于经济利益互惠以及财产权行使是否构成公共妨碍为第一阶层的形式标准。一项管制行为属于物理性侵占即构成管制征收;管制行为属于经济利益互惠或者财产权行使构成对公共或他人的妨碍,则不构成管制征收。在不属于物理性侵占、经济利益互惠或者财产权行使构成公共妨碍的情况下,对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和对财产价值的影响程度作第二阶层的实质判断。不符合公共利益标准或者对财产价值造成过度影响的管制行为构成应于补偿的管制征收。     

中国升级中非关系

<正>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非洲时,曾提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李克强总理此次访非提出的"461"框架被官方解读为对这一概念的"重要阐释和具体落实"。5月4日至11日,李克强总理出访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和肯尼亚等非洲四国,再一次将全世界的眼光聚集到中非关系上。从本世纪初以来的十多年间,以经贸为主的中非关系长足发展,至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中国正全力打造经济升级版,以及非洲经过十多年稳定发展形成的较好势头的基础上,中非经济合作的全面提升,势必对两地乃至世界都将产生巨     

关于山东与东盟合作的几点思考

<正>准确定位:东盟是山东重要的合作伙伴从双方近二十年的交往历史来看,山东与东盟在政治、经济、友城、人文交流等各个领域开展了广泛交流,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推动山东与东盟加深交流合作,首先应对东盟在山东省对外开放中所占的位置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政治交往层面,东盟高层来访频繁标志着双方政治关系日益密切。这也是增进相互了解、推动合作、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的重要契机。近年来,已有八个东盟国家的领导人来鲁访     

周恩来与张治中交往的心路历程

周恩来作为一位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他一生始终把全心全意为祖国、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准则,因此他从不以权势压人,而是十分友好地对待民     

论网络交往引入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网络对人类交往活动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对经济交往的影响。当我们设想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可以把任何两个人之间的双向信息传递成本逐渐降低到零时 ,获得和分享“制度性知识”的成本或“社会资本”就成了经济扩展的关键 ,只有那些“高信赖社会” ,才能创造稳定而大规模的企业组织 ,网络注定要在协调人际冲突中发挥巨大作用。但交往的自由不是简单地就是技术条件加道德条件 ,它需要人类不断寻求人的自由发展的理想状态与现实的人的异化之间的平衡。     

民族矛盾的根本原因和一般原因

民族矛盾的根本原因,是指在全部历史发展进程和整个社会结构中决定民族矛盾得以产生、发展的最深层的"终极原因",它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之中,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之中.民族矛盾的一般原因,是指各种各样民族矛盾所共有的原因,包括民族差异、民族交往、民族利益等.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论国家统一前的两岸交往秩序

在国家与社会二元论的框架下,从外部秩序与内部秩序两个维度,对国家统一前的两岸交往秩序进行了综合考察.在外部秩序方面,检讨了立法与事务性商谈两种方式在建构两岸交往秩序中的成效,分析了其局限性产生的原因;在内部秩序方面,探讨了因双向需求、两岸居民的理性趋避、公权力机关的个案裁量以及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引起的两岸交往自发秩序情形,指出了在两岸官方政治歧见日深、互信严重不足的现状下,自发秩序对稳定两岸民间交往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