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醉酒的司法鉴定探讨

醉酒肇事,应负刑事责任,在《刑法》十五条中有明确规定,但这里的醉酒是指普通醉酒而言.因为这些普通醉酒的肇事者,他在作案时仍能保持对周围事物接触和判断能力,同时对自己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仍保持辩认和控制能力.但必须注意的是,在司法鉴定实     

“应当知道”的刑法界说

“应知”或者“应当知道”指的都是明知,因而属于故意的范畴,但“应当知道”容易误解为不知,而认为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为此,应当引入推定故意的概念。     

关注刑法运作

刑法运作的内容涉及刑法适用的过程,司法机关及其结构状况、参与刑事诉讼对定罪量刑有影响的技术人员、和案件有密切关系的诉讼参与人,刑法实施的外部环境和国家权力的干预程度等方面。同样,效率和公正是刑法运作追求的重要目标,二者可能统一也可能出现矛盾,但是刑法运作要力争二者兼顾。     

共犯与身份

共犯与身份的理论问题一直是刑法理论中的热点,在日本亦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该问题的研究。本文以日本刑法第65条的规定为主线,结合日本刑法中有关共同犯罪的若干规定,对共犯与身份的理论问题,特别是日本国内刑法理论上对该问题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深刻的评析,其中不乏可供思考、借鉴之点。     

论我国环境刑法生态维护机能的塑就与实现

环境刑法生态维护机能产生于环境刑事法制系统。我国环境刑法生态维护机能的塑就与实现有赖于以下几方面所构成的整体: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理念;尊重生态规律,科学设计犯罪构成,合理划定环境犯罪圈;坚持惩罚性和恢复性为主的原则,建构环境刑罚体系;兼备科学性和人道性,建立开放性的环境刑事司法制度。     

洗车工秘密取得出租车上的手机应当如何定性

基本案情：2005年5月22日凌晨1时许，张某驾驶自己的出租车与妻子文某（文某坐后排）到洗车场洗车。在洗车过程中，该洗车场洗车工周某趁张、文二人不留意之时，将文某放在后排座位垫子上的一部“三星”牌E808手机的手机卡取出，放在自己的衣服包里，并把手机藏于洗车桶里用泡沫加以覆盖。洗车完毕，文某发现手机不见后，即追问周某拿手机没有，周某再三否认。当周某主动将衣服包翻给文某看时，手机卡从周某身上掉出。     

论非典型挪用公款罪

现行刑法多个条文规定的挪用公款罪，有着典型与非典型之分。理论和实务中，人们大多关注和论证典型挪用公款罪的构成特征，并以其作为评价一切挪用公款行为构罪标准，忽视非典型挪用公款罪有着不同于典型挪用公款罪的特殊构成要件，导致法律适用上出现偏差，甚至在具体个案的分析中发生张冠李戴的错误。因此，厘清非典型挪用公款罪的特殊性是十分必要的。     

人性·无知·宽容——法治模式的“去社会背景化”补充

通常,人们是依据其对生活阅历背景建构下的人性的把握,来对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做出判断的.但是,当个人秉持的价值取向与国家法确定的价值选择发生冲突的时候,参与法律生活的普通公民(更确切的说是法律主体)就容易因为遭遇人性不能解释的无知,而在盲目中受挫.对此能否在制度设计上给予救济呢?本文进行了探索.     

论间接正犯之范围

间接正犯之范围主要是由被利用者行为的范围决定的,即被利用者的哪些行为能够被利用者用作实现其犯罪意图的工具。间接正犯中的工具行为应当具备“非正犯性”和“可支配性”两个条件。在一般情况下,被利用行为只要缺少犯罪构成四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要件,被利用者就不构成利用者意图之犯罪的正犯,只要利用者与被利用者没有形成共犯关系,利用者就应当对其意图的犯罪承担间接正犯的责任。在特殊情况下,即便被利用者构成了正犯,利用者仍可以成立间接正犯。     

论我国惩治拐卖人口犯罪的刑法完善

本文具体分析了我国刑事法律中有关拐卖人口犯罪的立法轨迹 ,从而指出了我国现行刑法中的不足之处。笔者建议 ,在刑法中重新设立“拐卖人口罪” ,并将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作为从重情节归入拐卖人口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