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无知·宽容--法治模式的"去社会背景化"补充

通常,人们是依据其对生活阅历背景建构下的人性的把握,来对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做出判断的.但是,当个人秉持的价值取向与国家法确定的价值选择发生冲突的时候,参与法律生活的普通公民(更确切的说是法律主体)就容易因为遭遇人性不能解释的无知,而在盲目中受挫.对此能否在制度设计上给予救济呢?本文进行了探索.     

悬赏 作证是否可取

所谓悬赏作证，简言之就是利用某种报酬奖赏，要求别人作有利于自己的证词。尽管悬赏形式各异但目的无非有二：其一，悬赏别人作虚假的有利于己的证词，也即对方并不知实情，但在报酬的诱惑下作了对方捏造的，有利于对方的证词。其二，悬赏别人如实陈述其所知，也即对方知有利于己的实情，但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披露，而想通过悬赏让他陈述出来。就第一种情况，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对其合法性与否作了明确的规定。     

建议刑法分则增设串通拍卖罪

在市场经济中,拍卖是一种很常见的竞争方式,特别是在国有企业转制、改制、破产等活动中,公开拍 卖、国有、集体财产或权益的事情经常发生,在拍卖活动中,一些拍卖当事人为追求巨额非法利益,相互串     

建议刑法增设“妨害国交罪”

<正> 据统计,我国已与130多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建议增设妨害国交罪。早在六十代制定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及1969年签定的《联合国特别使团公约》和1975年的《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公约》中,都规定接受国对派遣国的外交人员、大使管、领事管、特别使团和有关国际组织等的保护。1973年在纽约开放签字的《关下防止和惩处侵     

论刑法不典型

刑法不典型的客观存在使刑事法治统一性、确定性的理解变得错综复杂。从犯罪学视角对 75个刑法不典型现象进行实证分析 ,可以发现我国刑法中存在“总则趋轻 ,分则趋重”、“抽象趋轻 ,具体趋重”、“适用趋轻 ,法定趋重”等关系。基于规范资源的供应也应遵循市场规律的原理 ,应使刑法不典型的测量和治理更加理性、科学。     

刑法修改:小改、大改还是暂时不改——兼论刑法修改的时机

近几年来,社会各界在我国现行刑法典的修订问题上,可谓意见纷呈,各说不一。有主张尽快修订者,有主张慎重缓进者。在修订的时机、指导思想、体例,乃至具体问题上,都有不同意见。本刊以下数篇文章具有一定代表性,特予发表,供有关方面参考。     

手机当关则关

中国有句古话，叫既往不咎。意思是对过去的错误不再责备。既往不咎，看上去是对违规者的宽容和人性化处理，实则是对其迁就和放纵，有百害而无一利。     

“严打刑警”现形记

皖东定远县青山乡位于凤阳山南麓，淮河支流——洛河上游。这里物产丰饶，交通发达，民风淳朴．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然而，跨入新世纪以来，却被一帮歹徒闹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     

中国古代和谐理想与不宽容现实的历史反思

社会和谐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理想。早在先秦时代,古人即从乐律的和谐发现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自然理性,并把它推进为“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社会理性,由此提出“德行宽容”的主张。然而在古代“尊压卑,固其义”的专制制度下,和谐理想与宽容精神不但未得到落实,反而走向它的反面。今天,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只有汲取古代失败的教训,加强制度机制的建设与社会生态的培育,和谐理想才能转化为社会现实。     

我国刑法解释的现状及其改进

一、我国目前刑法解释的现状。1、立法解释贫乏,司法解释异常繁荣。从三个阶段来进行比较:(1)新中国成立后至1979年刑法颁布实施前。这一阶段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刑法立法解释只有1件,即1956年5月8日作出的《关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可否充当辩护人的决定》。而这一阶段的司法解释却有300多件。(2)1979年刑法颁布施行后至1997年刑法修订前。这一阶段,全国人大常委会单独按照正当程序就刑法问题所作的专门解释一件也没有,而同时期的司法解释却多达220件。(3)1997年刑法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立法解释有所加强,先后制定通过了6个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