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面前多些“大我”少些“小我”

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而言,是一次危机;于人性而言,则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人间的真善美,也照出了一些人的丑恶与自私。比如张家界市疾控中心某科长面对疫情竟临阵脱逃,携家人到泰国避疫。群众对此极为鄙视与愤慨,唾骂其为“逃兵”“怂官”。这个科长是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这类人善于“判断”,长于“精算”,其要害就是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来判断事情的利弊,算计利益的多少。     

疫情下的人性之恶

近一个月来,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就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连续发布四批典型案例,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网友评论说典型案例“接地气,发声及时,打击精准,维护稳定,战‘疫’有功”,感受到“战胜疫情靠大家,法律法规保大家”。近日,江苏省常州市检察机关严厉查处数十起疫情之下的违法犯罪案件,以法律的利剑,打击极端利己主义者。     

稻田剧减 将遭“报应”

马涛在近日的《社会科学报》上撰文：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核心前提假定：人都是自利的，都是追逐个人私利的理性利己主义者。“经济人”是人亘古不变的、永恒的本性。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都把“人的本性是自利的”这一论断作为研究一切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但在西方，“经济人假设”是被严格限制在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内的。而在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将这一理论“假设”滥用的现象。     

从《雅尔塔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对华政策中的民族利己主义

1944年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后期.在这个时期,苏联实行国际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兼而有之的对华政策.一方面大力援助中国抗日,直至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对最后战胜日寇立下了不朽功勋;但与此同时,又从中索取了许多不该索取的利益,以满足本民族的私利.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周年的今天,对前苏联在中国抗日战争后期对华政策进行研究,有助于提高我们识别和反对当今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能力,正确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增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重塑道德信仰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一、道德的合理性、权威性受到公然挑战 不知何时"道德信仰危机"已悄然成为日常社会生活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伦理用语之一了.尽管我们不能说道德信仰危机在全社会普遍存在,但在社会的某些地方和领域道德失范、信仰失缺、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滋长势头猛烈;是非、善恶、美丑界限颠倒,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违法乱纪、骄奢淫逸等不道德行为时有发生,并被公众容纳效仿且引以为荣.这些以耻为荣,颠倒荣辱观的现象使得道德的合理性、权威性受到公然的挑战.这些行为在毒化公众心灵的同时也败坏了社会风气,使得做官重谋"权",为师重谋"名",经商重谋"财",行医重谋"利"……究其原因,这些缺德之举的行为者是缺乏道德观念还是对道德规范一无所知?都不然.     

《心》中的“先生”“K”和“我”

《心》是众所周知的日本文学家夏目漱石晚期三部曲的第三部。小说通过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来刻画从封建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利己主义。《心》同时也是一份忏悔书,淋漓尽致地道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无奈、孤独和呐喊。     

谈谈思想政治工作与物质利益的结合

加入WTO后,我国社会已处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和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新形势下,社会变革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和发展,但随之而来的外来文化、外来观念、外来价值趋向在相互交错中产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小团体主义等在职工思想上产生着消极影响,影响着职工积极性的发挥,这无疑给     

国外法学家简介

<正> 霍布斯(1588—1679)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古典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之一。生于马姆斯拍利,早年入牛津大学,研究数学和哲学。曾任皇太子查理世二世的老师。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的著作以《利维坦》最为重要,其他还有《论公民》、《人性论》、《国家论》等。主要思想是维护君主专制。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主义,应将个人自然权利交付统治者,君主制在所有政体中,是最为优越的     

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政策中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强权政治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一方面大力支持中国抗战，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在对华问题上又表现出严重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因而对中国抗战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非营利组织准公共产品初论

准公共产品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物品。它具有无形性、可物化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性、可传递性等特征。人的多种需要的满足、对利己主义所带来的副产品的问题治理以及对“政府失灵”的治理，促进了准公共产品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