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科消灭的刑罚理论基础

我国刑法在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时,既考虑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又兼顾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刑罚的裁量是报应和预防综合评价的结果。故而前科的消灭乃是我国量刑原则的必然要求。前科在一定时期内予以保留的基础不应是预防再犯、防卫社会,而主要是检验和衡量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否业已消除的需要。     

社会防卫悖论:前科标签与预防犯罪

目前我国的前科制度尚未系统化、制度化,但不可否认它的现实存在。国家出于社会防卫的目的,对有前科者贴上了有形标签,使其在社会交往中,无法获得与其他社会成员同等的待遇。虽然前科制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前科制度与当代刑法的主流理念产生了冲突,其不合理性更为凸显。当前世界多数国家已设立了前科消灭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顺应国际刑事立法趋势,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前科消灭制度。     

“社区矫治”在“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实施中可操作性研究

“社区矫治”是法律的社会属性在刑罚执行方式上的体现，它的诞生预示着我们国家行刑制度开始向开放式、社会化发展。     

浅谈“前科消灭制度”

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对于前科消灭制度研究的比较少,著作和文章也并不多见。本文主要是就我目前所收集到的资料和国内学者的各种观点进行归纳总结,来介绍一下"前科消灭制度"的正确含义,前科消灭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我国不存在前科消灭制度的原因、以及我国是否应该设立前科消灭制度的具体构想。     

试论前科报告制度的完善

刑法第一百条规定的前科报告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控制犯罪的间接手段,对于预防再次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规定也存在明显的缺陷。我国刑法应该明确前科制度的法律地位,从前科报告的期限、内容以及不报告的责任等方面完善前科报告制度。     

对限制性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思考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对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进行了重大修改,予以限制性免除。但是该规定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和争议,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本文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对限制性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问题进行重点分析研究,结合标签理论阐述其利弊得失,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献上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论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现实化的限度——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思考

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现实化的过程,也是我国刑事法制现代化的过程。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现实化的路径应是在内部机会成熟、外部刺激与影响下启动的混合型的刑事法制现代化的路径。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现实化的限度只能在宽松刑事政策下建构,严厉刑事政策视野下前科消灭的现实化时机仍不成熟。     

论我国前科报告制度的废止

前科报告制度在维护社会秩序、惩罚犯罪分子以及促进社会诚信意识的形成等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但其"先天畸形"的特点却日益成为行为人在服刑完毕后回归社会的阻碍,因此有必要逐步加以废止。本文在讨论前科报告制度概念和外延的基础上,对我国建国以来前科报告制度进行了反思,进而提出了逐步废止前科报告制度的立法建议。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若干不足及完善建议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废止了包括盗窃罪在内的等十三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但仍然保留了同属于非暴力犯罪范畴的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是其不足;<草案>第19条在未成年前科消灭制度的立法上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体系性的前科消灭制度尚未建立,值得期待;<草案>第22条将情节恶劣的醉酒驾驶、飙车行为予以入罪...     

浅议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近年来,一些地方法院,比如河北石家庄、乐陵法院等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了试点,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部分经验。在2012年最终将该制度写入了刑诉法,虽然,不可否认,该制度确实在实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不能忽略围绕该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封存时间、封存范围、封存程序,该制度与其他机构如何协调,如何解决与其他制度的矛盾,等等,这些还需要不断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