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通过法律的明文规定，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犯罪记录封存不等于犯罪记录消灭，现有规定存在适用范围过小、主体不明确、程序模糊等问题。从长远发展来看，有待进一步完善并最终确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一个年轻市长的起伏人生

谢韬，云南省历史上最年轻的市长。32岁的他，在思茅市乃至云南省都赫赫有名。去年9月25日，谢韬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是因为他被押上被告席，接受法庭审判。起诉书中对他的介绍是这样的：被告人谢韬，。男，1968年10月2日出生，湖南省醴陵市人，汉族，研究生文化，中共党员，思茅市委副书记、市长，无前科。因挪用公款一案，于1999年12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月14日，由思茅地区公安局执行逮捕。     

论前科消灭制度的正当性根据

前科消灭制度的存置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与正当性根据。从人性的维度来考量,前科消灭制度是人性的可变性与发展性以及具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必然要求;用哲理的眼光来审视,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都为前科消灭制度的存置奠定了理论上的支撑;从法理的立场来观照,前科消灭制度乃是公正性与功利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刑理的视角来省察,报应与预防亦为前科消灭制度的存置提供了证成的理由。     

建立我国复权制度的构想

本文通过对复权概念的梳理,在界定复权概念的基础上,阐述了复权制度的理论价值,重点结合我国刑法理论和现行制度,提出了建构我国复权制度的具体设想,以完善我国刑法典立法与司法制度。     

我国出狱人社会保护的新境域探析

近些年来我国出狱人保护工作受到一定的重视,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与国外出狱人保护的发展轨迹迥异的是,我国出狱人保护的催生动力源于国家的核心权力,很多层面都忽视了"草根阶层"的介入与互动,所以建构一种"政府主导、社会关注、公众参与"出狱人保护的全新框架,更多的辟展新的保护手段与可行性路径,乃当下我国出狱人保护事业的必由之路。     

论我国前科报告制度的完善——以标签理论为视角

标签理论是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犯罪学流派中研究犯罪原因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该理论综合评价了社会反应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本文指出以标签理论为角度审视我国刑法中的前科报告制度,可以发现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着较多的缺陷,因此对该制度应加以完善。     

“前科消灭”:制度构建应有新举措

据报道,山东省乐陵市人民法院和其他10家单位下发文件,宣布建立失足未成人"前科消灭"制度.据乐陵法院少年综合审判庭庭长贾风勇介绍,前科消灭后,犯罪未成年人有关犯罪的事实将不在其对社会公开的任何档案中载明,卷宗材料由相关司法部门加紧密封存,不予公开.     

中国式微罪记录封存制度之构建

我国犯罪轻缓化趋势使得刑法结构由重向轻位移，轻罪治理体系渐次形成，但“一刀切”的前科制度导致刑罚附随后果过度扩张，后端治理失灵。借鉴域外经验，立足本国国情，应采取循序渐进的立法策略，承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先进行微罪前科封存立法，条件成熟时进一步扩大封存范围；设置梯度式考验期，犯罪记录封存后严格限定在刑事规范评价之内，不得用于非规范性评价，从而构建承载犯罪预防、权利保护、社会治理三重功能的中国式微罪记录封存制度。     

赵毕德，一个“黑人”漂白的标本

一名屡有前科、劣迹斑斑的“黑老大”，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成功渗入基层政权，戴上红顶官帽。他涉及的案件，堪称阜阳2009年打黑第一案。     

我国出狱人社会保护境域探析

出狱人保护工作在中国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诉求，对犯罪预防、平衡社会关系意义重要。出狱人应当被视为被犯罪破坏的对象，同样需要恢复性保护。公众对于出狱人应有宽容和责任感，给予其帮助，这有助于防止再犯罪从而有效保护社会。加强出狱人保护工作，应制定专门的出狱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出狱人的权利、义务，完善出狱人社会保障机制；应构建包括生活保险、待业保险等内容的出狱人社会保险制度，维持出狱人最基本的生活；应修改刑事法，增设前科消灭制度，以消除社会对出狱人的歧视；应实行罪犯劳动报酬制度，激发其改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养成出狱人自食其力的意识；应构建出狱人社会救助体系，在政府督导模式下，促进民间力量积极开展出狱人社会帮教工作，鼓励慈善团体将扶助出狱人纳入慈善活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