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阶级内涵的三次外延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按照政治和经济双重标准,对中国各阶级进行了划分,在新的经济结构基础上构建出“四阶级一阶层”的社会阶级阶层模式,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既与工人阶级密切联系又因特殊社会功能独立于工人阶级的管理者阶层。     

政府整合的结构与功能分析

当前我国面临的政府整合危机是由结构整合与功能整合的错位引起的。本文将政府整合作了结构的与功能的分析 ,阐明了结构整合与功能整合的联系与区别 ,并以此为基本框架 ,分析了当前我国政府整合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其对策。在结构层次上应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 ,坚持行政集权 ,反对地方主义 ,同时发展丰富多彩的地方政府间横向合作关系。在功能层次上应建构一种新型的、民主基础上的控制、有前提的政府积极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功能整合模式。     

2020：共同的生态家园?

10年以后,东部那些最为富庶的城市迎来蓝天绿水、鸟语花香的生活环境,或许不是不可企及的梦想,但是,西部中国会不会在贫穷和污染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两岸应正视结束敌对状态签订和平协议的问题

去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在两岸执政当局、执政党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开始走出阴霾,逐步进入良性互动、和平发展轨道。两岸同胞期盼已久的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局面基本形成。这一局面得来不易,值得倍加珍惜和维护。但是,这仅仅是两岸关系历经多年的波折后,向良性发展迈出的第一步,两岸关系要取得实质突破,实现全面正常化,还有更艰巨的路要走。     

公安校园物质文化激励功能研究

公安校园物质文化在公安校园文化体系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并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激励功能.其激励方式表现出直接性,激励内容表现出真切性,激励效果表现出持续性,激励范围表现出变动性.为保证公安校园物质文化激励功能的充分发挥,应当夯实公安校园物质文化设计队伍,提升公安校园物质文化创作品质,规划公安校园物质文化...     

应急状态下行政许可的实施

《行政许可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未涉及行政许可的效力基于应急状态的变动问题。行政许可的实施在应急状态下面临合法性困境,其纾解应从形式与实质两个层面着手。应急状态下,行政机关原则上具有概括的许可实施职权,在缺乏可预见性的规范时,可在满足基本的形式合法性前提下,通过情事变更原则满足实质合法性。此时,行政许可的条件、审查标准与程序等应与常态有所差异。许可中止制度在应急状态下具有适用空间,其核心在于有效期的中止,适用于被许可人无过错的情况,有必要在《行政许可法》中加以规定。应急状态作为不可抗力,可能但不一定完全导致行政许可废止的结果。此时,行政许可的废止仍需以许可目标完全不可实现或者许可的继续实施极可能导致个人或公共利益的严重损害为前提。现行行政许可有效期延续制度在审查强度和程序等方面规则不明。应急状态下,应当放宽许可延续的申请期,对延续申请可以采用形式和书面审查,并建立依职权延续和临时延续制度。为更好应对应急状态,应当根据应急状态各处置阶段的需要,创设新的许可类型。     

马来西亚城市化进程对马来家庭的影响

随着马来亚联合邦(马来西亚前身)于1957年宣布独立,该国的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地拉开了帷幕。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政府颁布一系列扶植马来人的政策,特别是1971年推行新经济政策,越来越多的马来人从乡村涌向城市,投身到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去。以伊斯兰教为生活指引的马来家庭在城市化浪潮中受到巨大冲击,发生了诸多改变。本研究通过对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47家低收入马来家庭的采访和调研,解析了马来家庭功能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造成的影响。     

共青团转型下的社会组织重构

<正>在转型以发挥社会和政治功能上,共青团正从计划经济时代影响每一个青年的1.0版本、改革开放后在非公经济拓展团组织的2.0版本,进入整合各社会组织的3.0版本。珠江三角洲北部,广东清远嘉福工业园区。18岁的欧海乐,作为清远爱机配件有限公司的实习生,即将从清远市的一家职业技校毕业,成为"新生代产业工人"的一员。尽管在工业园区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他看上去很平静,能够安心于这个拥有30多家企业、1万多工人的庞大园区。这里的治理秩序,已实现了一种新的社会整合,在社会建设上颇为亮眼。撬动这一切的,是一家名为清远(嘉福工业园)新生代产业工人服务中心(下     

呜呼,70%!

有一篇文章这样说:一部高档手机,70%的功能是没用的。一款高级轿车,70%的速度是多余的。一幢豪华别墅,70%的面积是空闲的。一屋子衣物用品,70%是闲置没用的。一辈子挣钱再多,70%是留给别人花的。由此联想到———铺天盖地的广告,70%是夸大其词的。     

边界功能、威胁认知与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应对

2017年6月,中印在洞朗地区发生边界对峙。中方在此次危机中始终保持了克制,并未通过武力方式解决边界危机。这与中国在1962年运用军事手段应对印度的挑衅截然不同。为何针对与同一个对象国出现的同类性质危机,中国的应对方式存在显著差异?文章认为,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处理方式,主要受到边界功能和决策者对威胁程度的认知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基于中国决策者对边界功能是政治与安全功能凸显还是经济功能优先,以及对对象国行为所带来的威胁认知高低程度不同的判断,将导致中国对边界问题采取四种应对方式:诉诸武力、展示决心(包括军事对峙等)、外交谈判、互利合作。通过对中国处理1962年与2017年两次中印边界危机、1956年中缅边界问题、2004年中俄边界问题的方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分析框架得到了初步验证。文章通过探讨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采取不同应对措施的原因,不仅有助于厘清影响中国政府针对陆上边界问题采取差异化应对措施的因素,还有利于为中国恰当地处理中印领土争端及其他陆上争议边界问题提供一定的启示,进而为改善中国周边外交、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