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助寄存柜失包与超市责任——析李杏英与大润发超市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消费者因使用超市自助寄存柜遗失物品而引起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因其类型较新 ,引起社会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本案的判决具有一定的导向性。文章主要就消费者使用寄存柜与商家形成何种契约上的法律关系 ,商家是否负有场所主人之责任 ,商家对消费者是否尽到相应义务等方面进行了论评。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等五团体强烈抗议日本最高法院的不当判决

2007年4月27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在全国律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强烈抗议当日日本最高法院对中国劳工案和中国“慰安妇”案作出的终审判决，要求日本政府及有关方面正视历史，承担法律责任，真诚地对其当年所犯战争罪行进行反省，向被强掳的劳工和“慰安妇”受害者及其遗属道歉、赔偿。     

望江南·贺新年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推进保持中国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落到实处,落实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群众办实事的要求,在“闪光月”活动中,德衡党员在党支部的号召下,积极奉献爱心,向青岛去日劳工发起了一次慰问活动。2002年底,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成立去日劳工民间索赔法律援助团,与全国律协和其他省市参与劳工民间索赔的律师一起,为去日劳工对日索赔提供法律援助。近三年来,德衡律师通过多种途径大量的搜集证据,到幸存去日劳工家中,为幸存劳工录音录像,保存证据,为索赔诉讼打基础做准备;参加全国律协组织的研讨会,为在日本法院正在审…     

基层妇女工作优秀方案选登——方案24：新市民巾帼五大工程实施方案

随着经济建设和城多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常州市农村进城人镇的务工人员和外来民工日益增多，他们巳成为我市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由于各种客观原因，他们在文化基础、劳动技能、言语行为、法制意识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在求职就业、社会保障和子女上学等方面有时也得不到公平对待，侵害新市民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转型时期政府在劳资关系中的角色

李炳安、向淑青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年第6期撰文认为，政府在劳资关系中应扮演如下九种角色。一是劳工政策的制定者。政府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劳动行政法规及规章以规范劳资关系，使劳资双方和各项劳动事务都有法可依，具体表现在对工资、工时、职业培训、保险福利、女职工和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和劳动者安全卫生等方面。     

SA8000的实施与中国工会的对策

实施SA80 0 0标准 ,从客观上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本性和发展趋势 ,可以增强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综合能力 ,是企业通向国际市场、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通行证。中国工会要应对实施SA80 0 0标准带来的挑战和机制 ,科学辩证地理解SA80 0 0标准 ,切实维护我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新闻调查：女工除名通知书“迟到”16年？

阅读提示：今年48岁的田惠珠于1980年被分配到武汉市新华布鞋厂(下称新华布鞋厂)工作,1987年新华布鞋厂效益下滑,全厂基本处于半停产状态,1989年元月,厂领导通知她回家待岗。其间,田惠珠虽多次要求回厂上班,均以“效益不好”为由未允。2005年田惠珠回厂交涉时,竟意外地看到了一份厂方对她16年前的除名通知。正是这份通知书剥夺了田惠珠要求参与企业改制的权力。     

深圳市出台实施力口强农民工工作的意见

2006年12月4日．深圳召开全市农民工工作会议，发布实施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深圳今后将完善农民工权益保护“三大体系”。一是政策体系。对当前农民工管理与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予以梳理和分析。并分阶段出台一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法规和政策。二是维权体系。     

积极履行妇联职能扎实推进维权工作

我们充分发挥妇联组织“联”的作用,充分运用社会资源力量,建立和完善社会化的维权工作机制,促进妇女权益的落实。一是建立维权联席会议制度。为发挥人大维权主渠道和政府维权主体的作用,进一步完善长效维权工作机制,我们在推动发挥各级妇儿工委机构功能的同时,又建立了由省人大牵头的省维权联席会议制度。目前,全省19个地市、79个县区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在共同研究有关重大问题,协调有关部门严肃查处侵害妇女权益重大案件等方面取得了成效。二是建设三个网络。强化妇联信访网络功能:充分发挥了省、市、县三级信访网络的作用,规范相…     

不幸家庭孩子的权益亟待保护

震惊全国、导致25人死亡的北京“蓝极速网吧”纵火案的,犯罪嫌疑人,竟然是两个年仅13岁和14岁的初中生,而且均来自离异家庭,这似乎又一次印证了“离异或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容易形成不健康的性格心理,犯罪率高”一类说法。但是透过这一事件的表象,我们是否应该做一点更深层次的思考呢?是仅仅归咎于他们个人和各自的家庭,还是必须同时追问社会与有关职能部门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