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与政治视角探索和谐社会建设的新成果

当前,对和谐社会的倡导,其意义在于通过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体的理念进行重建,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怎样一种社会,表达基于事实判断层面对人类社会理想的价值诉求.在诸多关于和谐社会的研究中,以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为视角的研究者偏多,而以历史学与政治学相结合为视角分析的则相对偏少,这虽然与和谐社会命题本身所涉及的问题阈相关,但是,却并不意味着历史学视角的不重要.任何社会都需要和谐,和谐因素以其独特性内在地勾连于历史发展的向度之中,这对于为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所尊崇的“治世”、“盛世”而言亦无例外.那么,“治世”、“盛世”究竟是怎样一种社会模式?其兴衰变迁的社会成因是什么?当前,它对着力构建和谐社会又有哪些重要启示?可以说,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裘斌老师撰写的《“治世”·“盛世”·和谐社会——中国古代历史对当今社会建设的启示》(以下简称《启示》)一书,从历史与政治的视角出发,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剖解.     

庄国土教授访谈录

庄国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198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1982年获厦门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89年5月获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3年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为华侨大学讲座教授、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历史学、政治学博士生导师,并任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     

法的三类型模式

<正> 1.普遍主义式法律应该确立法系统和法文化的复合性或多元性的观念,通过比较历史学的方法来揭示其特征。同时应该把市民和法律家参加法律运作过程的主体性作为法系统和法文化活力化的必要条件并使社会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为此,采用所谓"普遍主义式法律"、"管理式法律"以及"自治式法律"这样法的三类型模式是适宜妥当的。管理式法律和自治式法律分别与国     

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学

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学在研究特殊规律还是一般规律、叙述性解释还是理论性解释、理解过去还是预测未来、明确的政策相关性还是有意 (无意 )的现代主义 ,以及单个的唯一事件还是一系列的多个案例等方面存在着差别。但历史学对历史的分析和对意义的解释性构建 ,不能脱离理论假定。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学有许多方面值得相互借鉴     

双面宋鸿兵

在媒体和公众眼中,宋鸿兵是著名经济学家。其实,他既非经济学、金融学科班出身,也无金融领域实战操盘经验,更未接受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京城东直门附近的一处写字楼内,宋鸿兵手持一张密密麻麻的采访提纲,对着某财经日报记者侃侃而谈。正在此时,央视《证券时间》栏目组也打来电话,希望为宋老师录制20分钟的"新年寄语"。     

守墓有终时?

在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葛剑雄看来,任何信仰都有一个从产生到消减的过程。况且,随着时代的转变,守墓对于某些人而言,早已不是信仰问题,而仅仅是一种形式。他们的存在不是一个传说,却比传说更为传奇;他们的作为算不上事业,却比事业更为执著。     

从“史学革命”到“唯物史观”的传播——试析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学逻辑

20世纪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但唯物史观作为历史学理论，其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学根源一直被人忽视。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倡导“史学革命”，在猛烈批判中国传统旧史学的同时，强烈主张创立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以“民史”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史学——新史学。唯物史观的基本理念与近代新史学理念具有内在的联系，是对近代新史学理念更深入的体现。本文从“史学革命”所倡导的新史学理念开始分析，逐步深入地探讨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学背景，揭示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学逻辑根源。     

梁漱溟在反右运动中

常言道：说有容易说无难。历史学最忌讳的就是往往凭借有限阅读或一己之见大胆放言“从来没有”之类的绝对言辞，这些信誓旦旦的断言往往被一个很小的发现予以证伪，令人难堪。比如在梁漱溟研究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说梁漱溟接受1953年与毛泽东发生冲突的教训，没有再说一句话，因此他没有像那些老朋友如陈铭枢等人那样被划为右派，沉默换来了平安。     

历史科学的出路在哪里？

我国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和发展以来，社会价值取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至学术界也深受影响，历史学的行情就一直不看好，而且有越来越糟之势。那么，历史学还有没有出路呢?出路又在哪里?     

历史的思想与思想的历史——评《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

历史有思想吗?对那些奉行价值中立和客观化史学立场的研究者来说,这确是一个问题.传统史学认为,历史无非是消逝了的过去,在此认识中,历史学谈不上思想性.以往的史学研究首重史料的搜集与小心求证,大有乾嘉学之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