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民非典型参与及其文化隐喻——以个案为研究视角

囿于民主政治自身之发育水平,当前我国公民参与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由此决定了非典型参与成为中国公民满足其参与意愿的主要模式。从公民文化的研究角度看,当前非典型参与之个案,如邓玉娇案、周久耕事件、躲猫猫事件、石首事件等,隐喻着我国公民文化的某些特质,如侠客文化、睡狗文化、乌鸦文化、无赖文化等特质。将这些个案所隐喻的特质串联起来,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展示当下我国公民文化的整体概貌,揭示其未来秉性。     

统一的诉讼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的实质在三大诉讼法上都是将某些法律要件事实的举证义务分配给一方当事人 ,如果该当事人不能举证或不能证明该法律要件事实 ,裁判者则做出与该当事人利益相反的“事实拟定” ,并以此为基础做出判决。从罗马法到现代 ,只有两条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 :原告作为主张的肯定者 ,负有举证责任 ,被告作为主张的否定者 ,不负举证责任 ;原告作为主张的肯定者 ,不负举证责任 ,被告作为主张的否定者 ,负有举证责任。两条原则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诉讼领域。     

当代中国信访制度的功能

本文从政治学角度探讨了我国信访制度的功能:推动我国政府由管制型模式向服务型模式转变;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保障政府决策科学化。     

女性地位与经济增长:一个理论框架

本文从劳动参与、人口素质和社会参与三个维度构建女性地位提升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女性劳动参与增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式:增加劳动力供给,更好地适应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女性人口素质提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受教育水平提高和健康状况改善,由此产生的"正外部性"也将提高子代人口素质,形成更为充足的人...     

公司章程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可以借鉴M·V·爱森伯格提出的划分体系,具体将公司法的规则分为三类:结构性规则、信义性规则和分配性规则。采用注释法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三类规则进行分析:首先从结构性规则中的表决权和参与权入手,分析公司章程能否有所为;对信义性规则研究,一定要从公司实践出发来分析对股东施加的义务是否具有可实施性,从而判断章程能否有所为;最后从不同立法例分析分配性规则:得出股东对利益分配的自主性可能确实会诱发一定的道德风险,章程在股份有限公司中不应有所作为的结论。     

防控新冠疫情中的公民素养培育

2020年1月,一场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在全国爆发。正确对待、主动思考这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中学生当前和今后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笔者以一堂网络直播课——高三二轮复习专题《公民》为例,引导学生在"演绎"中解读教材,构建思维导图,完善知识库;在"归纳"中调用知识,理解公民有序参与的现实意义,树立法治意识;在"思辨"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应对问题涵养科学精神,知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增强政治认同;学会勇担社会责任,厚植家国情怀。     

撑起儿童照顾的“半边天”——对父职实践的社会学考察

随着现代育儿理念的不断渗透,父亲参与儿童照顾的现象和行动越来越多。父亲关爱、全职爸爸、奶爸等新的父亲形象与父职实践不断涌现,新旧父职话语与父职实践正在同一时空上演。儿童照顾中父亲参与的增多,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同伴群体的示范带动、社会福利政策的推动、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和男性照顾的优势地位发挥等息息相关。更好地促进儿童健康成长,需要唤醒儿童照顾上的父职自觉,让更多的父亲参与到儿童照顾实践中来、确保父爱在场,竭力撑起儿童照顾的"半边天"。     

论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社会治理的契合

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社会治理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进入社会治理领域的基础上,参与治理活动,共同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过程。这既是对党提出的社会治理新理念的贯彻落实和创新实践,也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重要途径和积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治理在目标、对象及方式上的内在关联和深度契合,有力支撑了思想政治教育将宣传治理理念、培育治理意识、组织动员多元主体参与作为基本路径,在社会治理实践活动中凝聚思想共识、形成强大合力、共谋"中国之治"。     

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其治理对策

网络政治参与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新途径,有利于增进公民的政治表达、优化政府的政治决策、推动政府政策的落实,但由于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网络政治参与投入的资源不够充足、公民认知能力存在差异等原因,导致网络政治参与中存在网络虚假信息扰乱、政府回应力不足、公民非理性参与等问题。文章从政府、个人、媒体三个层面提出了优化治理对策,以期推动我国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健康发展。     

创造抑或毁灭：数字技术对服务业就业的双向影响

尽管自动化数字设备会毁灭制造业的低端岗位,但由于数字技术设备与高技能人才存在互补关系,技术同时将创造出高技能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岗位;高技能人才收入提高后引致的闲暇生活需要,亦将产生更多低技能生活性服务业就业岗位。零工经济和企业共享用工及劳动者多职业就业等新就业形态,也提升了服务业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配置效率,从而可能提升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但是,这些新就业形态正在对既有劳动法律关系带来挑战,存在恶化低技能服务业从业者的劳动力市场地位并降低其工资和福利水平的趋势。短期内由于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就业的毁灭(替代效应)大于对服务业就业的创造(还原效应),这一趋势还将加重,从而引发收入两极分化现象。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的就业创造和福利提升功能,需要政府采取鼓励多业态多模式就业的政策,包括改善教育和促进创业创新,同时也要完善劳动合同立法、执法和改进再分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