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才举用制度和青年士人的仕宦实践

士人是中国古代社会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青年士人作为士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特定的人才举用条例下和社会环境中,投身宦海成为他们的主要职业选择。     

再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

只有当我们“在概念(所指)还原的层面上”清除“语词翻译表面(能指)的相似性混乱”,将中国文论还原为中国文论,将西方诗学还原为西方诗学,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才有一个“事实性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两者在“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是全球化时代形形色色文化殖民要消灭的东西,不过,它正是后现代精神要维护的东西。     

“不变”的中国基层司法风格及其社会经济背景

司法改革为近年法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焦点问题,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努力寻找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正确路径。本刊与河南大学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联合组织的以“中国法律传统与当代司法改革”为题的讨论,旨在对中国的司法改革乃至法制建设有所启示与借鉴。     

侯龙书院

位于永春县吾峰镇后垄村的“侯龙书院”,是永春仅存的至今仍保护完好的古代书院,2002年1月列入县第四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中被告人诉讼地位析论

本文以现代法治背景下的刑事审判为参照,通过对中国古代刑事审判制度及其实践的分析,论列了由于制度设置的先天不足、法司法治观念的阙失,以及法外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中被告人卑微无权的史实。     

理性的异化和异化的理性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理”的概念既具有对象属性的含义，又具有主体活动的含义。一方面，如《庄子·天下篇》所谓：“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①王夫之所谓“理者，天所昭著之秩序也”，②指的都是对象的特定属性，即事物的条理、法则，亦即事物的有秩序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就“理”的本源而论，“理”指的是玉，未理之玉被称之为“璞”，“理”是对“璞”的剖析、琢磨。从哲学的意义上说，“理”的这两个方面的含义是相一致的。因为正是由于万物皆有其“理”，人才能认识到这种．“理”，并以自己的活动加以剖析，使之得以显现。     

想起了苏东坡

中国古代的文人多如繁星，但称得上“可爱”的却不是特别多，在这少数“可爱”的文人里面，苏东坡实在要算是一个：     

历史·伦理·精神——对中国古代刑法的价值分析

文章着眼于对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制度的价值探析,由古代刑法形成的历史、伦理和精神价值三层次展开论述,在历史价值层面评析了古代刑制具有的社会等级性、宗教性、厌诉性,在伦理价值层面阐述了刑制与道义人情、孝义亲情、宗族法则的融合,在精神价值层面分析了礼法关系变换的三个时期,即礼主法辅、礼辅法主、礼法贯通的三阶段.     

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社会化思想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社会化思想是由维护封建统治、重视实际利益、逃避现世三个方面交织在一起发展的。儒家理学、事功派儒家、黄老玄学和佛教是三条发展路线的主要代表。这三条思想道德教育社会化思想路线在交织中此消彼长,为我国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社会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河洛文化与妈祖文化

河洛地区,地处中原腹地,曾经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所以古有“居天下之中”的说法。河洛地区古代文化博大精深,据传,龙马负图出于河,神龟背书出于洛。“河”指黄河,“洛”指洛河,在黄河与洛河交汇的流域,古代人民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形成了华夏文明源头之一的河洛文化。河洛文化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河洛文化圈涵盖当今的中原地区,周边与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秦晋文化圈和燕赵文化圈相衔接。河洛文化的内容包括原始的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和黑陶文化(龙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