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有效监督机制整合人大权力资源

人大的权力资源丰厚而不丰收人大的权力资源, 是指人大为行使职权所使用和可供利用的各种条件和力量, 权力资源是权力的基础。人大失去了权力资源, 就失去了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资源包括: ( 1 ) 政治资源,如人民民主、政治文明、依法治国等; (2 ) 制度资源, 如宪法法律赋予人民代表大会所具有的国家权力, 以及行使权力所具有的制度保障; (3) 社会资源, 如地域、人口、土地、物产…     

柏拉图论正义何以可能——《理想国》中"厄洛斯的神话"解析

哲学家们通常偏重于从正义概念辨析的角度理解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政治哲学思想,而对柏拉图借助"厄洛斯的神话"隐微表达的正义可能性思想缺乏深入的认识。本文在解析该神话三个核心意象——灵魂不朽、大法官及命运之阄——的哲学寓意基础上,初步阐明了柏拉图对"正义何以可能"问题的哲学解释,并简要探讨了这个解释对于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追寻正义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论责任过失  ——以预见可能性为中心

由于受到过失不法主观化与“接受性过失理论”的冲击,责任过失受到严重质疑,但不能否定责任过失的地位。预见可能性的判断是责任过失的核心问题。预见可能性判断对象不仅包括构成要件性结果,还包括构成要件性行为以及因果关系。长期以来,学界忽视对因果关系基本部分的预见可能性的考察,将因果关系过度抽象化,有违背责任主义之嫌。对应故意犯罪中的事实错误问题,判断预见可能性时也要考虑预见错误,特别是其中的打击错误。对于过失犯中的打击错误应该适用具体符合说而不是法定符合说。最后,预见可能性虽然经常和信赖原则放在一起讨论,但二者实无联系。     

事实上的非犯罪化--论德国刑法中期待可能性理论及其对我国刑法的功能性借鉴

期待可能性理论首先产生于德国,是指根据具体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违法行为而实施其它适法行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根据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缺乏期待可能性的行为应减免处罚;通过对主观罪过的影响进而影响刑事责任的有无或轻重.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因素可为我国刑法借鉴.     

未遂犯与不能犯之区分

未遂犯中的危险,应是一种“作为结果的危险”.未遂犯与不能犯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是否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具体的危险.“危险”有无的判断,应以事后查明的行为时存在的全部客观事实为判断资料,站在行为时的立场,根据客观的因果法则具体地判断行为是否具有导致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现实可能性为标准:行为客观上具有发生结果的现实可能性,只是意外地、偶然地导致结果没有发生的,成立未遂犯;反之,行为在当时确定地不可能发生结果或者发生结果的可能性极低的,是不能犯.     

我国公共行政系统分析法:可能性、必要性及局限性分析——基于对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的理解

系统分析方法来源于系统科学,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学科的新兴学科,它的产生和发展并引入政治学,为我们建立科学的政治学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持.目前,系统分析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有力工具,那么,公共行政学能否像政治科学一样引进系统分析方法,公共行政的系统分析法有何意义,系统分析视域下的公共行政主体及过程是怎样的,公共行政的系统分析法的局限性又在哪里?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一论述.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适用范围的限定

期待可能性理论源于德国,在日本得到发扬.但现阶段期待可能性在德日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受到严格限制.然而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方兴未艾,却出现了滥用之势,有必要厘清其适用之范围.首先,不能以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检验罪过存在与否;其次,没有法律依据不能以缺乏期待可能性作为出罪根据;再次,期待可能性理论只适用于稀罕案件...     

重申犯罪主体 论以人为本的刑法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人文社会科学对主体的关注,滥觞于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其有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之论断.古典学派将伦理学的主体思想贯穿于法学尤其刑法学,如自治、自由、非难等,使人权思想进入刑法学领域,孕育出犯罪主体的概念.犯罪主体在理论上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一定不移,而是在怀疑、究诘、辩难中曲折发展.     

论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2条的修改

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是商标法的核心和精髓。我国商标法以所使用的商标标识和商品类别是否相同或近似作为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既不科学也不合理:它在实践中导致个案处理结果不公平,对注册垃圾商标之风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迫使司法机关出台与商标法不符的司法解释;它在理论上不符合商标的结构、商标功能的定位和商标法的立法宗旨;它与商标立法的国际化趋势背道而驰,也没有达到《TRIPs协定》的基本要求。我国第三次修改商标法时应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采用国际通行的商标侵权判断标准,以商标混淆理论为基础,以消费者发生混淆的可能性作为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并对相关条款作出修改。     

用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保障决策科学化北大核心

解决造假问题,不仅要从数据造假形成机制上找原因,而且还要重塑统计数据形成机制,从技术上降低造假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