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排场

厕所问题虽然上不得台面。但毕竟与人终生为伴，从古至今谁也离不了。远一点的比如《史记》提到夏朝时尚处于穴届时代的“棘羯国”。那儿的人们习惯“作厕于中，环之而居”，也就是把厕所当作生活区的中心，充分展示了厕所以人为本的基本功能。     

欧阳修人才观的是与非

正衡人论物倘使没有一个一致的标准,只凭自己的喜好和感觉加以裁定,必然会陷于"双重标准"的泥潭。这样一来,是非曲直可能会发生异化,损害的可能是公道与人心在绵绵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能够荐才拔能、奖掖后进的贤达,代不乏人,人们感念于他们的识见和胸襟,多以伯乐称喻之。北宋的欧阳修即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六一居士"欧阳修是以文史大家、学坛领袖为人所知的:不是吗?在文学方面,那篇《醉翁亭记》有几个读书人没背诵过?那首《生查子·元夕》中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又有几个人没有回味过?在史学方面,一部中华民族史,世人常以二十四史涵盖之,而这二十四史之中,就有两部史书是欧阳     

“多笔虾王”何广文

在中华大地上,历史总是以文明的高度与宽度来丈量她的进程。从甲骨文开始,中华的奇绝文化就开始了。中华文化包罗万象,百家争鸣与青铜剑雨都被载入《史记》,而后,山河、石窟记录着文化吸纳融合的历史色彩。中华文化一代又一代的继承与发扬,其间,奇与绝的文化艺术以她独特的魅力在中华大地上潜流断续。笔耕不辍常言道：曲高和寡。奇与绝所形成的文化艺术虽然是孤独的,但并不悲哀,而是更为高贵。     

《史记》附传叙事论略

历代论家对《史记》附传未能予以足够重视，然附传是《史记》人物传记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了为历史人物立传的最大化需求，也实现了通变和立名的著述目的；从结构意义讲，附传具有对比、反讽、衬托、重复等功能，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史识与史笔。     

《群书治要译注·史记》选登

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景公以为将军，将兵捍燕晋之师。穰苴日：“臣素卑贱，君擢之间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     

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略论

按照越南历史学家范公著的记载，越南黎朝时期由吴士连编纂的《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是吴士连奉黎圣宗之命编纂的，其性质是官修史书。然而根据吴士连本人的记述及其依附谅山王黎宜民（厉德侯）的经历，《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是吴士连在不能参加黎圣宗组织的国史修纂，且不能阅览新修国史的情况下，效仿司马迁发愤著书，编写完成的私撰史书。吴士连书成之后，其撰写情况史书记载极简。而之前黎文休奉旨所纂《大越史记》和之后的武琼《大越通鉴通考》两部官修史书，史书不仅详录其修纂情况，且书成后均为朝廷所重。吴士连虽不遇于当时，却以私撰史著《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立言于后世。     

积极拓展党史资政的思维与领域

一、以史资政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资政，顾名思义，就是为执政者提供治国安邦的历史借鉴。以史资政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关键是为谁资政。在中国古代，司马迁撰写《史记》，“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讴歌历史上的明君贤相，鞭挞乱臣贼子，“使乱臣贼子者惧”。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更是为了给统治者提供一部治国安邦的执政经典。     

孔子“使子路问津”故址考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孔子问津故址之说,见仁见智,各持所论,或曰问津之地"在黄",或曰问津之地"在叶"。经过考证,可以肯定:孔子使子路问津之地,只能"在黄",而不能"在叶"。而过去之所以有人误为"在叶",那是由于今本《史记·孔子世家》错简所致。     

与李斯论“仓鼠”

李斯先生,近日在电视剧《秦始皇》中又见到尔,幸乎不幸乎?与《史记》中一笔带过不同,尔在剧中反复几次向秦始皇秘书赵高感叹自己从“厕鼠”变“仓鼠”的喜悦,殊为令人深思———虽然先生留在《古文观止》中的名篇是《谏逐客书》,其实真正的独创性思想是“仓鼠论”:“人之贤不肖     

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三篇

札记一<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货殖传>均有子贡传,唯不尽同.前者是表彰货殖家之贤而富者,后者意在尊孔,所以对子贡传加以更改.札记二<史记·货殖列传>中"椎埋"一词凡两见,其一是指货殖家"取与以时"牟利致富,与椎埋不相干,当为"推移"二字之误.札记三<史记·货殖列传>中"权利"一词在汉朝是盐铁的同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