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赵长平之战看用人

公元前262年，秦赵大战于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史记》载，战争初期，赵王命廉颇为将，廉颇依凭险要地势坚壁增垒，采取固壁不战的策略，坚持三年，秦军久攻不下。三年后，赵王中秦反间计，改任只会纸上谈兵且骄傲轻敌的赵括接替廉颇担任主将，而秦军则秘密任命更为能干的名将白起担任主将。结果秦军“纵奇兵，详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赵军中计被围，“士卒离心”，40多万赵军被秦军坑杀。秦赵长平之战成为中国战争史上惨痛的一页，给人太多感慨，也给后人留下诸多思索。     

《大越史记全书》的评论与改编:从《越史标案》到《大越史记前编》

1697年《大越史记全书》的完稿与刻印,标志着中兴黎朝官方史学体系的确立,官员学者继而对其改编、评论,产生了一系列史学著作,其中黎贵惇作《国史续编》,阮俨作《越史备览》,阮辉删成《国史纂要》,供教学之用。吴时仕的《越史标案》发覆最多,对越南的国家起源、自主王朝的历史以及与中国的关系重做评论,体现了"我越"的文化主体性,对《大越史记全书》原有的史论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之后吴时仕之子吴时任为西山阮朝国史总裁,以《大越史记全书》为叙史主干,以家藏《越史标案》为史论主体,又综合采纳黎文休、吴士连、阮俨的史论,于1800年编成并刻印《大越史记前编》,吴时仕和阮俨的私家史学遂得居官修史书之列。《大越史记前编》是继《大越史记全书》之后,以官方力量整合既有的越史著作,重塑越南历史文化的重要举措,在越南史学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1802年阮朝建立之后,鉴于黎末郑氏主政以及西山阮朝篡逆的情况,对这两个时代的史书进行清理。在前代史书基础上修成的《大越史记前编》被弃,但其部分思想观点被阮朝国史馆新修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所继承。关于《大越史记全书》的评论和改编,体现了越南古代史学发展的路径与思想,是越南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邹容之死

邹容出生于商人世家，然而少小便知义利之辨，并没有沾染铜臭，倒平添几分倜傥之气。11岁时，便能口诵群经，《史记》《汉书》朗朗上口。父亲见邹容这样有出息，常常以翰林期许。可是，没想到的是，邹容竟然不想走功名之路，时不时地与父亲抬杠。时代的风云种下了叛逆的种子，只等萌芽了。     

商鞅变法

<正>"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史记.商君列传》战国初期,各主要诸侯国早已进入封建社会。秦国地处中原以西,奴隶制残余严重存在,旧贵族势力相当强大。因     

遥祭屈原

<正>司马迁谋篇《史记》,隆重推出了一位能与莎士比亚齐名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2000多年来,凡有爱国之心的华夏子孙,年年都在为这位杰出的古人祭奠。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打小记忆中,百姓们会在那天将传统节日的符号张罗打点,把龙舟、粽子与屈原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吃粽子、喝雄黄酒、挂菖蒲陈艾。这是中国百姓祭奠楚子千年不变的情缘。     

试论司马迁与《史记》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策略——以陕西省关中地区为视阈

《史记》对中国文化的构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有着深刻广泛的影响。《史记》蕴含着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丰富多彩,蕴涵深厚,只有通过合理的开发与整合,才能使其在当今的旅游业中显示出独特的魅力,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同时使司马迁与《史记》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史记中的音乐思想解读

司马迁所著《史记》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太史公所生活的西汉时期已然是礼乐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他在《史记》中直接或间接的表达了自己的音乐思想,紧密联系社会、政治、音乐和自然于一体,音乐是自然界万物繁衍生息、和谐发展的反映,是人有感于外物的内心表现,对人的全面发展起到积极与重要的作用,且翔实大量的史料记载和音乐事件,为解读司马迁时代的音乐特征与形态留下了重要的资料。     

以衣现礼:《史记》服饰描写的文化观照

学术界往往从史学和文学的角度研究《史记》,但《史记》的服饰描写也极具特色。《史记》人物着装体现身份等级;《史记》服饰色彩彰显尊卑贵贱;《史记》服饰体现了"中和之美"。因此,《史记》的服饰描写深合儒家学说的核心"礼","以衣现礼"概括了《史记》服饰描写的文化蕴涵。     

闲话“大”律师

中国《史记》有古语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西谚亦云“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照此说来,大凡律师们怀揣着理想抱负努力去做成“大”律师的完全是符合了志当存高远的东西方文化精神。有了这个大道理,笔者不惮发表点关于“大”律师的闲话,亦算是笔者多年向往成为“大”律师而不得的诸般感喟,管窥蠡测之见,博方家哂笑而已。     

《史记》的“成书、学术罪案与主要特点”新探——兼同南师大张进（晋文）先生商榷

学术界有些人认为：《史记》是司马迁受宫刑的产物，《史记》“缪于经”、是“谤书”，等。对此，我们认为：司马迁能写出《史记》。与史官世家、正确的史观、深厚的学问功底、丰富的实践阅历以及宽松的政治环境等因素密不可分；《史记》没有“缪于经”，更不是“谤书。”这些评价经不起认真的推敲，违背了历史客观事实；《史记》首先是吏学著作，不能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评价，作为史学著作，有其独特的特点与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