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

经过多年的努力,青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文章通过对青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调查研究.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给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瓶颈与对策

2007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建设现代农业的战略构想,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经验表明,现代农业建设需要组织、产权和技术三方面的效率支撑,我国的实践也证明,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培育市场竞争主体,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问矛盾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方式。     

《劳动合同法》：为高职院校带来发展机遇

《劳动合同法》从制定到出台,倍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该法对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等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规范,对劳动法律制度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在为全社会带来了劳动用工的新变化的同时,也给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为深化高等职业院校的内部改革和建立“校企合作”长效机制,推行“工学结合”产生了积极影响。     

我国复杂产品系统自主创新研究

在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和存在发达国家压制的情况下,自主创新对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追赶战略的实现至关重要.复杂产品系统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我国复杂产品系统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所以复杂产品系统的自主创新成为理论和实践中关注的焦点.通过研究发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发展的一般轨迹,我国复杂产品系统自主创新的实现也应遵循这一路径;由于我国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大多存在技术、资本等各种资源相对匮乏和复杂产品系统涉及技术领域多、开发规模大、创新风险高等特性的问题,合作创新网络就成为我国复杂产品系统自主创新的最佳组织形式;面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策略,我国复杂产品系统自主创新依赖于国内技术集成创新来实现.我国干熄焦技术装置自主创新的实践验证了以上观点.     

广西南宁:全力做好中国-东盟“两会”安保工作

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以下简称“中国-东盟‘两会’”)是中国与东盟10国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活动,搭建交流合作平台,自2004年起永久落户广西南宁市,每年举办一次,已连续举办17届。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中央仍保留第17届中国-东盟“两会”作为国家级的重大活动,作用特殊,社会关...     

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力发展陕西对外经济合作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努力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符合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体现在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部署之中,也是当前及今后陕西省商务领域的一项重点工作。近年来,陕西省国际经济合作取得长足进展,但必需进一步抓紧抓好,为促进全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更大贡献。一、陕西省对外经济合作基本情况陕西省对外经济合作主要有对外承包工程、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劳务合作等项业务,“十五”以来,随…     

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进展、障碍与出路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对中国和东南亚5国的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在过去的若干年里,这一合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果,但是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和矛盾,以至于这些问题和矛盾严重阻碍了进一步的合作与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障碍,文章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希望突破目前的困境。     

从日越关系新动向看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新趋势

以经济外交为主要手段,日本重视并积极推动对东南亚地区的全方位外交。菅义伟组阁不到一个月即把外交首秀选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使安倍二次内阁以来日本重视对东盟外交、通过越南、印尼等重点国家对东盟施加影响的趋势更加明确。越南担任2020年度东盟轮值主席国,同时也是该年度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希望通过其在东盟内部以及东盟与地区相关国家间发挥协调作用,树立在地区乃至国际上的形象。推行"革新开放"政策的越南,对日本的资金、技术及市场寄予厚望,也明确表示欢迎日本在安保领域发挥作用。日本则伺机在经济、政治及安保领域全面介入,在助力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牵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2020年末RCEP成功签署,给东亚合作带来新契机,东亚经济合作将进一步深化。以东盟为核心,推进包括中国、日本、东盟多边、湄公河次区域以及日越、中越、中日等双边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规则生成的行动主义方案：从设计性到流动性的逻辑转换

面对工业社会复杂的治理情境,治理者以封闭性和稳定性为前提进行着规则的制度主义设计,以期能够通过框定行动边界、结构化行动逻辑来实现对社会的良好治理。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带来了流动性和开放性的迅速增强,使得制度主义的规则设计陷入前提的结构性松动、规则与行动间的失衡,以及束缚行动者创新的现实困境。因而,在思考高速流动性和高度开放性社会的合作治理时,我们呼吁规则生成的行动主义方案,这就要求我们实现从设计性向流动性的逻辑转换,在流动的具体性中采取开放性的设定,由行动者设计支持合作治理及其“行动者网络”建构的规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