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世家和开国大印

1950年，在我国外交部派驻瑞典的大使递交给瑞典国王的国书上，除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签字之外，还盖着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的印记。在建国后的许多国书和重要文件上，都曾留下了这样的印记。     

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唱响始末

劫夫,原名李云龙,1913年农历十月二十日出生于吉林省农安县城,1937年5月参加革命,次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美术组组长,晋察冀三地委宣传干事,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冲锋剧社"教员、副社长,热河军区"胜利剧社"副社长,冀东军区"尖兵剧社"社长(即冀东军区文工团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九纵队文工团团长,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音工团副团长、音乐部部长兼研究室主任,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后改为沈阳音乐学院)校(院)长,辽宁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主席,辽宁歌剧院院长等职.     

周恩来和卓别林的一段情谊

在景色秀丽的瑞士日内瓦莱蒙湖畔，坐落着一幢白色的老式三层建筑——花山别墅。1954年夏天，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举世闻名的日内瓦会议，曾下榻于此。当时就在这所普通的房子里，周总理与世界影坛巨星查理·卓别林有过一次亲切而愉快的会见。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两位巨人都已相继谢世，但他们之间的诚挚交往和深厚友情却长驻人间，被广为传颂。     

切实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为祖国统一做贡献

作为一个定居祖国大陆半个多世纪的台湾省籍共产党员,我光荣地参加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从1973年8月定居祖国大陆的台籍共产党员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下第一次组团参加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以来,我连续八届当选为党代表。在十大的政治报告中,周总理代表党中央讲到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时深情地说：“台湾省是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对台湾同胞寄予无限的关怀”。     

“红色公主”孙维世命陨五角楼

记得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周恩来》中有这样一组镜头：1968年10月，周总理在办公室里看阅公安部送来的有关孙维世的死亡报告书，“在押犯孙维世于10月12日晚11时送公安部医院，诊断系蜘蛛膜下腔出血，经治疗无效，于14日下午3时30分死亡。特此报告，王明苏修特务专案组。”周总理心情特别沉重地在孙维世死亡报告上批示并告诉秘书“马上送公安部，叮嘱他们要保护好孙维世的遗体，准备检验。”秘书奉命走后，周总理陷入回忆中……     

周恩来的养生之道

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为国为民日夜操劳,休息与睡眠很少,世人都钦佩他的过人精力。20世纪60年代末,在外交场合,一些国际友好人士曾询问周总理有什么特殊的＂养生秘诀＂。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是按东方人的习惯生活!＂     

周总理妙语惊人解疑问

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其伟大光荣的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次谈判，出席过无数次记者招待会，遇到过无数个棘手的问题，但他从不动怒，甚至不高声讲话，以广博的知识、惊人的记忆、敏捷的才思在谈笑间对疑问予以解答，对挑衅予以回击。     

赏析风雨同舟路 殷殷关切情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共同奋斗的亲密战友。又是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在他们共同生活的50余年中，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也留下了大量深情款款的记录。收录了74封书信的《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反映出这对革命家夫妇的感情天地充满了蓬勃精神和旺盛生命力，折射出他们风雨同舟、共同奋斗的高尚情操．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11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编发这封质朴而又温馨的短信，既是纪念他们．更要学习他们的精神。     

更正

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时任该县县委书记的党向民为总理设宴送行。尽管“宴会”就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尽管厨师只是县     

大科学家茅以升入党记

1962年，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年届67岁的大科学家茅以升见周总理到会，便又一次提出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愿望。当着众多科学家的面，周总理紧紧握住茅以升的双手，热诚地说：“茅以升同志，你留在党外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你的老朋友、学生在海外有不少，你作为一位有声望的民主人士，联系、团结他们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