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守信和失信

公元前356年，商鞅主持秦国变法，颁布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为了取信于民，商鞅让人在咸阳南门放了一根木头，木头旁边贴了张告示，说谁能把该木头扛到北门，就可以拿走50金。终于有一个人鼓起勇气站出来，扛起木头飞也似地跑到北门。结果，商鞅当众把50金赏给了这个人。商鞅导演的这出“木头秀”给自己赢得了口碑，一个说到做到的改革家形象在秦国人心目中树立起来，接下来，他的变法措施在民间就实施得非常顺利。     

谁该为“焚书坑儒”埋单？

从秦国的历史来看,早在商鞅时代,就有过焚书之举,商鞅变法时曾建议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毫无疑问,焚烧诗书是法家愚民思想在统治政策上的具体体现。此外,这种焚书开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恶劣的先例,其影响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重温商鞅的“农战思想”

最近，中央政治局组织集体学习讨论会，中心议题是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探求富国强兵战略。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他强调“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切实加强国防建设”，使二者“相互促进”，这是维护和平的需要。因为只有强大的实力才能遏制或延缓战争，即所谓“能战方能言和”。     

批评也有“艺术”

宣传的目的,就要使人“相信”、“接受”和“改变”,这并非易事。为此,有识之士开动脑筋,因人、因时、因事、因势,创造了不少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巧招。笔者偶拾数则,或可供有意此道者品味、借鉴。     

商鞅变法成效显著的非主流原因探析

秦国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中成效最为显著的。其成效显著的非主流原因是:秦孝公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心理压力,商鞅法及太子,黥劓其傅的变法策略,疑行无名,疑事无功的变法手段,以及变法措施与历史传统的有机结合。     

商鞅变法的“战时法治”特征及其启示

商鞅变法出现于战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具有明显的"战时法治"特征,这一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农战思想;重刑主义;文化专制。通过对法治标准的要素化与法治类型的多样化分析,可以明确从商鞅变法之后到秦朝灭亡之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战时法治时期,对秦亡之训也应有一个新的认识:其罪不在法治,罪在当政者不仅没有及时将"战时法治"转变为"平时法治",反将其推向了极致。这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法治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     

“任法去私”与商鞅的政治公共理性

整部《商君书》的政治理念就是通过壹于农战而追求富国强兵,它最直接地规定了法家追求垄断和效率最大化的思想本质,确立了法家思想中公私观念的内涵。与此同时,商鞅这种强烈的功利性反倒催生出了"为天下位天下"的政治公共理性。这揭示出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公天下"思想,除了从黄老思想的脉络中来理解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视角和途径。     

商鞅变法的历史评析及现实反思

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彻底的改革之一,它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使秦国迅速实现富国强兵,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仍然坚定地执行商鞅变法的思想路线。秦亡之后,汉承秦制,商鞅变法的政治思想一直沿用,并发展为中华法律政治文化的主流,对中华民族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商鞅变法的社会背景、理论渊源、主要内容着手,科学评价并结合当前法治建设的实际进行反思,扬弃并举,传承超越,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法律制度仍具有的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对商鞅变法的五点观察

商鞅（约公元前395-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受到秦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车裂而死。其在秦执政20余年,史称“商鞅变法”,经此一变,秦国大治,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     

对商鞅“改法为律”的历史文化分析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开展变法图强,颁布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措施,包括＂改法为律＂。为增强法律规范的约束力和权威性,实现政策的始终如一,商鞅将＂律＂从一般行为规范中抽离,改法为律,使各项改革措施得以制度化、法律化,不因人因时而恣意改变,因此而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改法为律＂对战国末期的法制甚至对后世延绵千年的中华法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